相遇,就不再松开你手.docVIP

相遇,就不再松开你手 　　她7岁时，我12岁，我们相遇于雅加达；她17岁时，我22岁，我们相遇于广州；她47岁时，我52岁，我们在香港携手，共同创造了自己的“获益”(出版社)品牌；她117岁时，我122岁，我相信，我们还会在另一个星球相遇，那时，我必然还会排着队，写很多很多的情书给她，把她追到手。她，就是我的爱妻瑞芬。 　　 　　一吨情书换回一生挚爱 　　 　　我们在一起生活38年了，但内心那份真挚的情感仍然像当年给她写情书时一样浓郁。 　　瑞芬是我的姨表妹，我们的母亲是姐妹。1957年，她随我们的外婆到雅加达我家小住。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位小表妹。怕羞的我不知怎的，竟会和她合拍了一张相。小时候的我从爸妈那儿早知道她秉性聪明、善解人意，深得我父母的宠爱。我母亲收她做干女儿，她跟我家人一样称母亲“阿母”(闽南人称呼母亲)，乐得母亲眉开眼笑。 　　10年后在国内再见时，小表妹长得非常高挑、活泼可爱，真是女大十八变。我暗暗心跳，不时偷偷看、偷偷欣赏。庆幸我没正式谈过恋爱，未曾喜欢过其他女孩，这样我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的。可是，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心好乱，加上我是他表哥，怎么好意思她一回国就向她表态追求她?那不是“添乱”吗?我不敢太快那么做。可是回到学校之后，那止不住的对她的思念，竟使我几乎每天想写信给她。但那时，信的内容多半是关心她的定居问题和读书的事。 　　一直到她无意中寄来一张在广州大哥家阳台上拉手风琴的照片给我，那迷人的微笑，那深得仿佛可以斟酒的酒窝，那丰润的身材……我一时看呆了。心中那爱慕之意如同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在泉州，她在广州，我开始写情书，两日一短信，三天一长函，“轰炸”得她非常苦恼。广州的大嫂不时给我“情报”，叫我不能“麻痹大意”，因为此时已有几人“排队”向她发起情书攻势。瑞芬虽也回我的信，但不太提感情的事。我一方面很理解她此时不想考虑，一方面似乎错估了她：原先我见她随和、好脾气、没甚主见，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追求到手不难；没料到感情的事，也将我折磨得好苦。难度越高的事，越能激发我定要战胜的意志，我的情书写得更勤了，几乎是每天一封。同宿舍的一位同学见我寝食难安，竟也帮我写信给瑞芬，说我要为她“自杀”之类……后来，我才明白她迟迟没肯答应的原因有三：一是表兄妹太亲；二是担心我是奉父母之命，而非出自我本意；三是她还年轻，不想那么快考虑。也许是我的“持久战”，令她看到了我对她的真心，那复杂的感情因素中，不再单纯是表兄妹之情，而已掺入深层的男女之情，她金石般坚硬的心开始被我那成吨的情书融化。在别的追求者纷纷放弃攻势时，她很清楚地看到，在硝烟弥漫中，为思念而消瘦的我还站在阵地奋笔疾书……功夫不负苦心人，1972年，我们终于结婚了。 　　 　　工作和生活的最佳拍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香港青少年读到更多健康的文学读物，也方便推广我的作品：瑞芬与我成立了香港获益出版公司。在共同创办的出版社里，除了编务，她几乎包办了行政、公关、账目整理、银行贷款、印务、电话联络……在频密的学校书展中，她更扮演了收银员、推销员的角色。 　　书展的时候，瑞芬是出版社的老板，我是作家，我们俩都扮作互不相识，这样她就不用避嫌，可在一旁介绍、推荐我：“大家请留意，今天请来了作家东瑞，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著作。买了他的书，他可以为大家签名!”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过无数次。 　　文化出版行业是极为艰苦的行业，难得的是我们能同心同德，怀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将出版事业闯出了局面。于是，别人见到她，了解到“获益出版”是她在主持，不能不赞她“能干”、“聪明”；轮到我，就被大大地“贬值”，大家都对我不屑一顾，我也只好顺水推舟，幽他人一默：“我更厉害，能找到这样一个能干的拍档!”有了她当公司负责人，我才能够全情投入到编务和业余的文学创作中；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获益”(公司)和我个人的创作成绩。 　　这些年，我们公司的业务不像以前那么多，我们也有意识地要让心放松下来，于是每年都争取出外，有时在异国他乡小住还不止一次。在外朋友、文友特多，时间短，应酬频繁，我应付、安排不来；另一方面，年事渐长，出外会想家。于是，总想和她一起出动。我对朋友自嘲地说，人富的时候，秘书变老婆；人穷的时候，老婆变秘书。瑞芬对于旅程、应酬总是能够安排得妥妥当当、面面俱到，尽量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她的这种非凡的能力，仿佛与生俱来，叫我既惊奇又受落，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省却许多烦忧，听她安排反正没错就是了。 　　瑞芬，她真是我写作生命最大最美的灵感，没有她，我不知这一生将如何过。 　　38年的生活，自然而然形成的习惯变成了一种默契。就以将脏衣服塞入洗衣机这件事来说吧，就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无形的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