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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中心内容 　　学者们公认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但论者认为这一结论只适宜进行总体评价，而从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百日维新即戊戌新政来看，以上结论很难成立。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是经济变革，而不是政治变革。本文试图就这一特征的根据及原因作一论述。 　　一、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中心内容的根据 　　戊戌新政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发“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的时间。在此期间，光绪在经济、文教、政治、军事等方面颁发了许多谕旨,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其中心内容是经济变革,而不是政治变革,根据如下: 　　1．经济方面有许多具有近代化性质的深刻变革。在戊戌新政期间，光绪颁发的谕旨共有280余件，其中经济、文教方面的多达150余件，而政治、军事方面的仅100件多一些。经济、文教方面的新举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深刻性上远远超过政治、军事方面。经济变革有许多都属于制度层面，具有近代化的性质。比如，鼓励和保护商民发展工商业即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表现，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6月12日，光绪下旨:“商务为富强要图，自应及时举办，……著各省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页）。后光绪又下旨:“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8页）。再如，奖励发明创造也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表现，是对传统的视工艺为“奇技淫巧”观念的有力冲击。7月5日，光绪下旨:“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试以实职，……给以特赏，以昭激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1页）。总理衙门很快拟订出《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并于7月13日正式颁布。这是清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发展工商业的法规，开启了中国近代经济法制化进程。除此之外，还有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全国邮政局等措施，它们都不是封建经济内的枝节变动，而是对原有制度的一种深刻变革，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2.政治方面没有多少深刻变革。开国会、立宪法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特征，也是维新派的核心主张和基本目标。但进入戊戌年后，康有为再也不提开国会、立宪法之事，而改成开制度局 。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9页），制度局下设法律局、农商局、工务局等十二分局。康有为所提开制度局同开国会是大不相同的，国会是民选产生，对皇帝有约束之权；而制度局是由皇帝选拔确定，对皇帝没有约束之权。变法开始后，他又多次提出开制度局的主张，并且代他人拟折奏请开议政处和懋勤殿等。但直到戊戌新政结束之时，别说国会，就连制度局这样的机构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在戊戌新政中，光绪共颁发政治方面的谕旨80多件，其中只有极少数措施具有近代化性质，如准许百姓向皇帝上书言事，允许创立报馆、学会等。但绝大多数仍然属于封建制度框架内的变动，而不具备近代化性质，比如，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等。由此可见，戊戌新政在政治方面的变革步子较小，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二、经济变革成为戊戌新政中心内容的原因 　　从维新派的基本主张来说，戊戌新政理所当然应以政治变革为中心，但实际上经济变革成了其中心内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主要原因如下： 　　1.政治变革遇到巨大阻力。政治变革相对于经济变革来说，更深地触及到人们的权力和地位，因而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 康有为说:“皇上有意变法，而盈朝汹汹，不可向迩，亲贵抗违，耆旧力诤，……群僚面从而后言，举政始行而中废，乃至奉旨发议，乃推延而不议，明诏施行，乃束阁而不行”（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7页）。康有为为了能使变法展开，不得不改变策略，在戊戌年收起了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变法期间他一再劝告光绪不要轻举妄动，说：“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按语》戊戌进呈原本），“开议院，……万不可行”（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8页）。康有为在巨大的阻力面前，改为开制度局。但同样遭到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63页），他们对康有为群起而攻之。6月19日,光绪下旨让总理衙门对制度局一事速议复奏，但总理衙门大臣奕?在慈禧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