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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碳配额许可交易体系战略构建 　　2011年4月欧盟宣布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空中碳管制”，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据中国民航局测算，中国民航业2012年将因此支付欧盟约8亿元“碳费”，2020年将超过30亿元，9年将累计支出约176亿元。2011年底，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建立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可见，通过限制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客观需求和全球共识。 　　商务工作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环节，是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配额许可证管理工作与气候变化应对的紧密关系，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碳配额许可制度，健全碳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中国模式，占领碳贸易新格局的战略高地，提高商务工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质量水平，推进低碳商务活动实现中国特色商务事业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 　　当前，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政策主张可以分为：边境碳调节税(碳关税)、碳排放权许可交易(碳配额)两种类型。相较而言，更应实行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 　　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更具合法性。(1)碳关税不符合WTO的无歧视原则。碳关税是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是发达国家正在考虑单方面采取的一项贸易措施，用以增加碳减排相对不力的国家的商品的相对成本。实施边境碳调整，意味着根据原产国的减排立法和措施，进口产品享受的待遇可能低于其国内同类产品，甚至来自不同成员的同类进口产品享受的待遇也不同，从而造成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待遇，还有可能违反进口国承诺的最高关税水平。因而，碳关税这种一刀切的经济措施，不符合WTO的无歧视原则，不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2)碳配额许可制度更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碳关税本质上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达到其同等程度的减排标准，否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生产、消费和贸易格局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合理确定不同国家的减排目标，确定不同国家的碳排放配额，并就配额和许可进行贸易，既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引进了市场机制，又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3)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更具国际基础。《京都议定书》为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例如，联合履约、清洁发展和排放权贸易三大机制规定，不同国家减排责任不同，减排责任可以通过配额的形式在国家间进行贸易。三大机制的本质就是建立国际间的不同减排责任国家间的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体系。联合国《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已率先对含碳的7类95种破坏臭氧层物质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英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UKETS)和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EUETS)都成功借鉴了京都模式的经验，采取配额许可交易的办法。 　　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更符合我国家利益。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1)碳关税制度将使得发达国家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2010年中国GDP；为39.7983万亿元，约6.1万亿美元，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9728万亿美元，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将成为我国贸易伙伴增加税收的重要渠道。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2)当前我国要素价格改革尚未完成，能源资源价格尚未理顺，尚不具备征收碳关税的微观基础。若征收碳关税，将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和劣势。(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国内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碳排放将居高不下，难以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减排责任。(4)我国已成为联合国碳配额许可交易的重要受益者。截至2011年9月5日，我国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项目数量增加为1574个，签发量约为4吨二氧化碳当量，远远超过了欧盟目前实际的减排量。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减排技术和资金。 　　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更有利于调控碳排放。碳税是按照化石燃料燃烧后的碳排放量征收的，除了违背国际规则以外，在实际操作上没法确定总体减排量，减排效果难以确定，并且增加了企业成本和国家发展成本，难以激励课税对象。而碳配额许可交易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可根据减排目标确定排放总量，通过市场手段科学配置碳排放配额、形成合理的配额价格，更加促进排放成本透明化、更有效激励公众和厂商的广泛参与，更加直接减少碳排放量，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全球最大的外部性问题。碳配额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