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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数额”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究 　　犯罪数额是贪污犯罪构成的“心脏”，决定着犯罪的成立，影响着量刑的轻重。但“贪污数额”究竟指什么，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存在较大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的犯罪数额指公共财产损失数额。第二种观点采“占有说”、“控制说”，认为贪污罪中的犯罪数额就是行为人通过贪污实际占有(控制)的公共财产数额。第三种观点采“实得规则”，认为贪污犯罪数额就是行为人的实际得赃数额。 　　上述分歧导致司法实践对贪污罪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类型的贪污犯罪不断出现，原本复杂的贪污犯罪数额。在司法认定中更显疑难。厘清贪污犯罪数额的基本内涵，提炼总结贪污犯罪数额的基本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需求。 　　一、“贪污数额”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一)贪污公共财物高价出售的，应否参考侵财类犯罪司法解释中的“就高原则” 　　如果行为人贪污的是公共物品，在公共物品的变现过程中，贪污所得数额往往与行为人实际控制的公共物品价值不一致，此时，应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七)项“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的司法解释精神，在贪污所得数额高于行为人控制的公共财产数额时，以贪污所得数额作为“贪污数额”；在贪污所得数额低于行为人控制的公共财产数额时，以行为人实际控制的公共财物数额作为“贪污数额”，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 　　如某铁路单位的负责人余某某、蒋某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经过检修的112台旧的继电器以每台290元的价格销售给某网达科技有限公司，获款32480元，并将其中32000元予以私分。案发后，余某某的单位出具情况说明称：“该112台继电器系废旧物资修旧利废，属国有资产，其价值按原价的50％计算，即每台继电器出厂价290元的一半，案发当时价值人民币145元，共计价值16240元。”法院对本案采“就高原则”，认为贪污数额应以实际得赃的数额32000元计算。 　　但在另一起类似的案件中，法院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却未遵循“就高原则”：被告人钱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公司库管员的职务便利，将其负责保管的1986年版的某珍贵邮册200册盗出并销售，共获销赃款人民币16万元。法院认为本案的贪污数额为16万元。 　　(二)应否扣除实施贪污行为所支付的成本 　　一些行为人为实施侵吞、骗取、窃取等贪污行为，需要先期交付一定的财物，这些预先支付的犯罪成本应否在“个人贪污数额”中予以扣除，实践中操作不一。 　　如某村党支部书记孔某受政府委托负责本村高油大豆良种补贴上报、发放工作。2008年，某市种子公司(国有企业)经理李某为弥补单位亏损，主动与孔某联系，虚开高油大豆种子发票，虚购高油大豆种子10万斤。孔某同意并个人借款35000元交给种子公司，种子公司为孔某虚开了高油大豆种子10万斤发票。孔某利用职务之便，套取高油大豆补贴款60000元后，偿还了付给种子公司的35000元借款，其余25000元被其挥霍。法院认为：孔某的贪污数额为25000元，即应当扣除犯罪成本。 　　而在“吉此闪以等3人贪污、受贿案”中，法院判决认为不应扣除犯罪成本。被告人吉此闪以利用其担任扶贫开发办主任职务之便，伙同吉泽你合、兰见日要骗取新增扶贫资金5万元用于私人改土，其中将326000元用于支付改土费，兰见日要、吉泽你合各分得3000元，另11400元被兰见日要等人挥霍耗尽，法院认为贪污数额应认定为5万元，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三)行为人的贪污对象体现为债权、票据、储蓄卡、存单等特殊客体时，认定票面数额还是行为人已经实现的数额 　　对此类“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债权、票据、储蓄卡是一种相对性的权利，取得债权、票据、储蓄卡并不等于实际控制了对应的财产，故应以行为人已实现的数额来认定。另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的既遂与否应以是否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准，即公共财物是否脱离公共财物所有单位控制而由行为人所控制，只要行为人实际控制了国有债权、票据、储蓄卡等国有资产，其就享有占有、使用、支配的权利，至于其是否实现债权、储蓄卡、票据等利益，并不影响贪污犯罪既遂的成立。 　　在全国首例不良债权贪污案中，法院对贪污的债权采“实得规则”：2002年至2003年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将南通粮油公司的2407万元企业不良贷款债权及抵押物进行打包处置，被告人吉宜军、陈力利用管理国有资产的职务便利，对资产进行瞒报，并将被瞒报而低评、漏评的公共财产通过设立公司、串通拍卖的手法予以非法占有。根据出资份额折算，吉宜军个人非法占有共计人民币194.6余万元，陈力个人非法占有共计人民币175.2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