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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地转移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稳定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三农”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提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政府投入极其重要。受各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非常突出，亟需政府引导。 　　【关键词】外部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F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2)03－0101－03 　　近年来，受信息不充分、制度障碍、歧视性待遇、异地生活成本高、就业困难等因素影响，异地转移者纷纷选择回乡，即所谓“回流”。调研发现，重庆市与广东省在川招工，但愿意去的很少。蔡?在其研究中也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内迁移比重最大。这表明本地转移的倾向性有所增强。四川经济不够发达，农业人口比重高，截至2009年年底，四川省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占约62％，面临着漫长而艰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因此，四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中，政府引导非常必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外部效应特性 　　(一)优质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业产业发展停滞 　　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叫刘易斯“拐点”，学术界曾经对我国是否已到“拐点”有过激烈的争论，姑且不论转折点是否已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确实已影响到我国的农业产出，尤其是粮食产出。由于农业生产率极低，务工收入远高于农业生产收入，大量优质剩余劳动力转移(四川农村留乡劳动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少，农村土地利用率低。不少农民拥有土地却不耕种，荒置现象严重。 　　发展经济学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会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能否一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尚需更多研究。不同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表－1为四川省各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比较可知，农村人均收入远低于城镇，且逐年增长率也低于城镇。很显然，这一变化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 　　四川??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造成农业产业发展停滞，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关系到工业发展，更直接影响到全民粮食问题。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性。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属于社会就业问题 　　四川大部分农村地区，90％以上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实际就业并不充分，甚至处于失业状态，而城镇登记失业并未考虑。这种游离状态形成已转移的表象，蔡?曾提出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已消失。实际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竞争力很弱，处于半失业状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农业户口与土地并不能将其束缚在农村，他们已不具备农业生产的能力。在其非本地转移中颇受歧视：同工不同酬，工资低，拖欠工资；脏、苦、工作条件差，强制超时劳动，工作前景渺茫；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不足等。同时，技能和文化不足导致失业可能性大，但他们已经不适应农业生产，这一群体在本地非农领域就业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总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归属于就业问题，纳入政府就业调控目标。 　　 　　(三)制度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 　　根据唐纳德?伯格的人口迁移的“推一拉”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本地或异地转移，取决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拉力和推力比较。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地域转移倾向于由西部向东部、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这源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如表一2所示，目前四川省由于流出地逐步增强的拉力，以及流入地较大推力，导致这样的异地转移不彻底、不稳定。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诱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愿望，但主要就业于劳动密集、低技术、低效率、低报酬、不稳定的次要部门，虽然提高了货币收入，但生活质量反而下降，城市不能为这部分已暂时转移的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进一步促成了劳动力回流。由于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性差异形成异地推力较强，而本地拉力较大，本地转移倾向增强。但本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就业机会较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这种就业困境根源于制度性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必须由政府加以引导。 　　(四)借鉴各国经验，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 　　各国的国情虽不同，但值得借鉴的是，处于不同时代的各个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都有政府的积极参与。英国数以千计的圈地法促进了著名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形成大批失地农民大规模转移。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为主，但政府对农业现代化、工业与交通革命的促进提供了就业保证。日本政府为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