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会所旧牛与新贵.docVIP

顶级会所的旧牛与新贵 　　什么才是真正的顶级会所 　　 　　每次写会所，只要纠缠到历史，毫无创意的撰稿人就开始扒百度上那点事儿。一上来起源都是17世纪的英国，因为绅士们不屑于随便下馆子、去银行，所以上流社会就有了这种俱乐部，供绅士们在自己的俱乐部里结交朋友、用餐，就连写信、写短笺他们也都尽量用所在俱乐部的纸张，只有这样才够得体，够有范儿。 　　其实，我们现代的俱乐部也并不是纯粹的舶来品。中国人向来是聚族而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此，中国古代早就出现了会所的雏形，称作会馆、公所。 　　会馆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是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同乡人或同业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创建的“聚会寄居场所”，有点像如今各地驻京办附近的民间会所。旧时的学子、商人、进城闯荡的漂泊者或打工的农民，都可凭同乡或同业的关系免费或少费寄居在这里。陈独秀、毛泽东、阿英、蒋光慈、王莹、沈从文、丁玲等一大批人在出名之前，都曾得济于会馆之助。尽管这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私人会所差异很大，但俱乐部“人以类聚”的传统却是一脉相承。 　　再说得远一点，中国的达官显贵们自古就有建私人会所的传统。为彰显自己的财力，或突出个人品位，圈地建宅，极尽奢华之能事，却不为自己久居，而做呼朋引伴之用。友人们聚在一起，再拉拢几个文人墨客、青楼佳人，时而饮酒作乐，时而议天下之事，一切本是常态，如此才能符合身份。 　　待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俱乐部作为舶来品披上了欧美文化的光鲜外衣，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大行其道。长安俱乐部等著名的“京城四大”私人会所，长得一副聚宝盆模样，雍容富态，是否有5000万元的公司资产成为进入俱乐部最基本参考标准。 　　去四大俱乐部请客吃饭，对某些人来说不再是一件格外荣耀的事情，而是透着俗气和难与时代接轨的“暴发户”气质。 　　与长安俱乐部同在长安街，偏安CBD的兰Club则是近年来北京新会所的代表。弥漫着菲利普?斯达克固有的颓废奢华，兰Club不再强调会员制的重要，而是用价格和设计直接将目标客户以外的人群拦在客厅之外，并招致???批有消费能力的潮流人士追捧。两年前一个沪上艺术家朋友出差来京，我好心为她安排好吃的大董烤鸭，她却生生叫嚣要去感受兰Club的昂贵，足见新会所来势之凶猛。 　　 　　“京城四大”的前世今生 　　 　　“那个时候的俱乐部真是火，尤其是圣诞晚宴和跨年party，真的是一票难求。”赵先生说。赵先生自2000年起加入长安俱乐部，今年30岁出头，拥有两家公司，主要从事环保领域产业。回忆起当年加入长安俱乐部时的心情，赵先生依然甚是自豪。 　　“2000年时，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长安俱乐部的会员。当时我的家人听说我花1.2万美元获得了长安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资格，而且每年还要交1250美元会费，他们都惊呆了。其实，我申请进入长安俱乐部，并不是因为想满足虚荣心，也不是为了用这个资格来证明自己的尊贵，而是长安俱乐部里有的700多名会员个个堪称是商界的精英，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就可以偷学到许多真经。这对于学物理而并非学经济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的机会了。”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四大俱乐部的会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有老派的绅士、港商、巨富光临俱乐部，许多像赵先生这样，创业有成的中青年也不惜掷重金换会籍，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摆派头，而是希望能够凭借这个更高层次的社交平台，结交更高层次的朋友，以便获得更高层次的商业目的。一时间，高端会所从包揽上流阶层的闲暇时光，迅速过渡到充满浓重的商业气息。 　　自国内第一家高端私人俱乐部――长安俱乐部1993年进驻北京以来，京城俱乐部、美洲会、中国会等其他顶级会所都各自为政，谁都不服谁，并强调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俱乐部虽然已在京经营多年，但利润却越来越不乐观。然而，伴随着中国新富阶层的成长，以及这一阶层在奢侈生活方式消费上的大胆与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禁让高端俱乐部乐观地以为属于他们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事实上，他们的判断并没有错，只可惜打错了算盘。俱乐部选择降低“门槛”，的确换来了短期利益，却为未来种下祸根；大量引进新生奢侈品牌，的确很快赚到了钱，失去的却是会员对俱乐部的信任。 　　2003年的“京城俱乐部事件”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的产物。 　　“当时，我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俱乐部当局没有履行其入会时的服务承诺。”中凯国际投资顾问公司(香港)欧亚财富投资公司董事长冬夏女士说。 　　她口中的承诺究竟是指什么呢?据她介绍，当初的承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服务上乘，不仅有各种花样品种的免费商务早餐，而且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商务交流活动；二是会员数量实行封顶制度，最高不超过1000名。 　　“1994年就身为京城俱乐部的会员，我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这里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