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勇猛精进斗士.docVIP

钱玄同勇猛精进的斗士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的言行是最为激烈的，是他最先举起了批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大旗，他的那些偏激的言论对痛恨黑暗、渴盼新知的年轻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心，《新青年》杂志之外就是北京大学。北大之所以能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出任校长，无疑是关键。正是由于大力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才使得北大校风为之一变，一时之间群贤毕至，钱玄同正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钱玄同，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他的父亲曾担任过苏州、绍兴等地的书院山长。他自幼饱读经史诸书，少年时因得见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16岁的钱玄同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其他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大为震动，逐渐有了反清的意识，并毅然剪掉辫子，以示“义不帝清”(《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了《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同时，他又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庄造新字的学说，兴趣甚浓，于是矢志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发扬光大。 　　1906年，他的哥哥钱恂出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同兄长东去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当时章太炎正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玄同曾往谒就教。他还与鲁迅、周作人、黄侃、龚宝铨等人一起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那时钱玄同就十分活跃，经常当着先生的面，打开他的“话匣子”，在榻榻米上忽东忽西、口若悬河，因此被赠予“爬来爬去”的雅号。有时，他和太炎先生谈论文字复古的问题，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得晚了便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这一段从学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治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后不久，钱玄同回到国内。辛亥革命后，他一度认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他参照《礼记》、《尚书》、《仪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并且穿戴着深衣玄冠去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成为一时笑谈。 　　1913年，钱恂出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来到北京，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任国文教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事实上，钱玄同是新知识分子群中较早进入北大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正是有赖于他和沈尹默的推荐。他与周作人、刘半农更是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为不同，但实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正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辞激烈，但“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正是由于与新文化群体的密切联系，当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新时，钱玄同不但很快表示赞同，而且积极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写了不少文章、随笔和通信等，大力鼓吹白话文，主张文言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等。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他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样的惊人之论。他还以《寄陈独秀》和《寄胡适之》两文参与到“文学革命”的讨论中，显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的言行十分激烈，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是可以不改革的。他多次激烈地批驳保存国粹和宣扬灵学等言论荒诞悖谬，“五四”时盛行一时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也是由他最先提出的。他还是“打倒孔家店”的积极拥护者，虽然他的主张不无粗疏草率之处，而且还有“人过四十，皆该枪毙”的哗众之论贻笑后人；但在当时，他这些偏激的言论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痛恨黑暗、渴盼新知的年轻人尤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钱玄同矛头所指的保守派反应却十分冷淡。1917年初，他在《新青年》撰文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建议，并对当时的文坛领袖林纾直接加以攻击，但林纾的回应很是平淡，令他顿感失望。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为了改变这种处境，钱玄同和好友刘半农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新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充分的自信，引发了读者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