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华抗战中创造《世界知识》奇迹.docVIP

金仲华抗战中创造《世界知识》的奇迹 　　 　　金仲华（1907年4月1日～1968年4月3日），上世纪30年代曾主编《世界知识》，并协助邹韬奋编辑《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创办《永生》杂志。抗战爆发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对外宣传工作。解放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还担任《新闻日报》社、《文汇报》社、英文《上海新闻》和《中国建设》社社长职务，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1968年4月3日，遭“四人帮”迫害，含恨去世，终年61岁。 　　 　　我的父亲金仲华生前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专门研究国际问题，曾担任多种报刊的编辑，如《生活日报》、《大众生活》、《永生》、《星岛日报》（香港）、《文汇报》和《广西日报》等；在《世界知识》当编辑时间最长，曾一度任主编。老一辈的专家、记者满怀激情地回忆：“金仲华主编这个杂志的时候正是国内国际局势动荡多变的时候，他孜孜不倦，潜心钻研，在《世界知识》的大众化和形象化方面，有独特的创造。”我父亲也曾带着特殊的感情说，他是“跟着《世界知识》的出版而研究国际问题，是从《世界知识》开始写、译关于国际问题文章的。”可以说，《世界知识》倾注了我父亲最多的心血，是他最热爱的事业。 　　 　　《世界知识》的抗战传奇 　　 　　我父亲在《世界知识》的经历，有人说是传奇性的。按照一般的常识，办杂志应该固定在一个地点、一个办公室里，而他在担任主编时，迫于当时抗战的形势，竟带着杂志社从上海转到武汉、广州、香港、桂林、重庆，之后又回到上海，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历时八年，辗转数省市。 　　在《世界知识》创刊之前，国内外局势正处在大动荡、大激变的前夜，日、德、意走上法西斯道路，对内疯狂镇压，对外扩张备战；中国正遭遇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的严重危机。为使国内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不可分的，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以胡愈之为首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决定创办一份杂志，来传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其时他27岁。《世界知识》创办后，他期期为之撰文写稿。正当《世界知识》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猛增、备受读者欢迎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此时，我父亲已接任《世界知识》主编职务。1937年8月13日，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对上海发起进攻，上海沦陷。年底，《世界知识》由我父亲带领，随邹韬奋率领的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继续宣传团结抗战，在汉口出版了12期。接着武汉形势又趋紧张，父亲被迫带领编辑部人员乘火车南下，一路躲日机轰炸，四天后到了广州。在广州落脚生活书店，一共出了三期，广州又告急。正在无路可走之际，父亲由廖承志推荐去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就势把《世界知识》带到香港，继续出刊。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世界知识》被迫停刊。我父亲和编辑人员在地下党的协助下辗转回到内地，拟在桂林复刊。但国民党反动当局执意不准登记，致使杂志中断了四年。其时，我父亲连续在其他各种刊物上发表国际问题文章，他认为这是贯彻《世界知识》宗旨的写作。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重庆回到上海，着手恢复出版《世界知识》。 　　 　　烽火岁月的匕首、投枪 　　 　　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的约稿方式很独特，这是创始人胡愈之提倡的，即用聚会的方法征稿。那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而写稿的国际问题专家多是兼职，因此最简便的约稿方式就是聚会。《世界知识》每隔两个星期召集国际问题专家开一次碰头会（也是聚餐会），大家座谈国际形势，确定选题，然后各自回去撰稿。聚会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某会议室，有时在某饭馆，有时在某编辑家中，我们家就常常是约稿人聚会的地点。在香港，我记得许多伯伯叔叔傍晚来家中，有个子高高的乔木（乔冠华），有亲切和蔼的邹韬奋，还有张明养、邵宗汉、羊枣、张铁生、郑森禹、胡仲持、张仲实、刘思慕等。他们先是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气氛很热烈，接着是选题分工，会议结束即开晚餐。我的祖母是烧菜能手，能摆出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父亲的朋友们对此赞不绝口。在香港的几年，也是《世界知识》难得稳定的几年，这段经历是《世界知识》不可忘怀的一页。 　　我父亲写文章，首先要占有翔实的资料，从事实出发，让事实说话。他还很有预见性。早在1934年10月，他发表在《世界知识》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在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激荡不安的中心，―个是远东的太平洋，一个是西方的欧洲。”“我国是远东风云中最受到祸害的一个。”1938年初，他在《世界知识》的文章中又写道：“世界和平阵线的加紧团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