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国家需要就是我专业”.docVIP

钱伟长“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一生传奇而磊落,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时至晚年,他在上海大学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都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正如熟悉他的人所说的那样,“纯粹的爱国主义”是钱老的人生底色 　　 　　98岁的钱伟长走了。 　　钱伟长的名字,是他的叔叔、国学大师钱穆所起,“伟长”乃“建安七子”中的徐干之字,徐干擅长诗赋,所写五言诗妙绝一时。钱穆希望侄子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干那样的学问家。18岁时,钱伟长以文史双百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但在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钱伟长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就这样,中国少了一位史学家,却多了一位杰出的力学家和数学家。钱伟长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古稀之年,仍重履大学校长之职,一生桃李满天下。 　　钱伟长身上,凝聚了那一辈学人共同的精神,他常常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九?一八”后“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因为父亲和叔父们皆为文人,钱伟长从小就浸淫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饱读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 　　1931年,19岁的钱伟长,远赴清华大学求学,在四叔钱穆的建议下,他准备选择文史类专业。 　　但入学后,“九?一八”事件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钱伟长。 　　“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要学造飞机大炮。我决心弃文学理。”数年之前,钱伟长回忆称,“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但入学物理考试5分的成绩让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把他拒之门外。随后一周的时间里,钱伟长执着地等候、说服让吴有训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有一门不到70分,就回文学院。 　　钱伟长曾在个人回忆录中感慨:“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 　　钱伟长说他一门心思想着造大炮、造坦克,为国而战。一年后,他终于考到70分。毕业时,他成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5年,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 　　 　　为国家而留学 　　 　　1939年初钱伟长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大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 　　1940年1月,钱伟长等人被派往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3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 　　“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钱伟长在回忆录中说。 　　一直到1940年8月初,钱伟长等人第三次接到通知乘船去加拿大。他在甲板上起誓:我是为国家而去留学的。在太平洋航行28天,后改乘3天火车后钱伟长和同学一行抵达多伦多大学。 　　似乎老天要对钱伟长的民族气节做出嘉奖,他入校的第一天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在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一拍即合,花了五十天的时间,完成《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将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 　　因为这篇论文,钱伟长蜚声美国,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并得到爱因斯坦的赞誉。 　　两年后,他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并与冯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这时的钱伟长在美国已经崭露头角,事业如日中天,前途一片光明,但抗战胜利的消息打破了局面――他执拗地想回国。 　　虽然历经波折,但以想念妻子和儿子为由,1946年,钱伟长回到国内。 　　1947年,钱伟长获得一个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三钱”谱写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开始从事行政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规划会上,中央组织400多位专家教授,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就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中国科学界的“三钱”。 　　但回到国内后,钱伟长、钱学森两位大师从事研究都少了很多,成果远不如在美国时。除了行政事务,他们都投入大量精力在教学上。 　　“钱伟长他们那批学者都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做教学是更重要的事情。”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