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代起.docVIP

从1930年代起，泰国经历了多年的军人统治，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泰民族来取代久已存在的多种族。穆斯林星期五的礼拜被禁止，伊斯兰教法也逐渐被世俗法律所代替。这些带有“大泰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导致南部开始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1948年，北大年王子以“伟大的马来人运动”名义向联合国提出求助，大约25万马来人向联合国提交陈情书，希望在其监督下将南部三府（不包括地理上偏北的宋卡府）并入新组建的马来西亚联邦。然而，他们的分离行为受到1947年再次上台的颂堪政府的强硬回应。1948年，泰国政府拘捕并秘密处决了被称为“马来穆斯林斗争之父”的霍伊?素隆，成为当年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的导火索。尤其是4月26日至28日在那拉提瓦，宗教领袖拉曼带领数百名马来穆斯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导致400多名马来穆斯林在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南部马来人暴力斗争的开端。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极大地鼓舞了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盛行东南亚的泛马来主义思潮，对他们的分离主义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稍后发轫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他们也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泰南四府独立或并入马来西亚。为获取国际同情和支持，他们积极谋求国际上伊斯兰组织和某些穆斯林国家的帮助。　　一方面，他们通过伊斯兰国际组织表达分离主义立场，制造舆论，最大限度地获取外界的关注和支持。197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七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被该会议接纳为非官方观察员。1979年，在“世界穆斯林同盟”的主持下，“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签订了联合行动的临时协定。　　另一方面，他们在某些伊斯兰国家设立据点，进行人员培训、政治宣传等活动，并组织募捐。据宋卡府边防警察局统计，在1985到1995年间，泰南分离主义者从世界各伊斯兰组织得到的非正式帮助不低于20亿铢泰国政府发现，留学于中东的泰南马来学生受到了当地许多组织的军事训练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认为是“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在前后两个时期的活动中心。　　总之，通过国外的北大年穆斯林，泰南分离运动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同时也加强了与外部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使泰南穆斯林问题扩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泰国政府解决该问题的难度。　　 　　冲突升级　　伴随泰国政府的镇压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暗中支持，泰南四府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从早期的政治斗争发展为1950年代的武装斗争，并出现了众多的军事分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三个，即“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北大年共和国解放阵线”、“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而在1968年到1975年，泰国政府运用大批军警并招募了大量佛教徒和穆斯林志愿者，发动了代号为“南部边境四府特别行动”、“兰甘亨行动”和“边境三府恐怖运动特别行动”等系列军事扫荡行动，与分离主义者发生战斗385次，250个分离主义运动的营地被摧毁。　　1982年的7月，泰国陆军第四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11号计划”分三阶段各个击破泰共、马共和泰南分离势力。为了诱降马共，泰国官方向马共提出三项“优待”政策：一、凡投降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二、投降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这些“攻心为上”的政策确实产生了效果。1980年代末，马共总书记陈平投降，马共彻底瓦解。泰南形势的变化对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国政府趁机在泰南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和安全组织体系，沉重打击、分化了泰南分离主义势力。　　新世纪以来，泰南分离主义运动的性质发生变化，宗教冲突的色彩愈发凸显出来。伊斯兰教取代马来民族认同，成为南部分离主义者寻求合法性支持的主要途径。从1980年代后期组建的分离主义组织的名称也可看出伊斯兰教因素的影响，如1985年成立的“北大年圣战者联合阵线”，而1986年“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也更名为“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而且，泰南分离主义组织与东南亚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存在合作关系，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尼的“自由亚齐运动”以及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等建立了或强或弱的联系。其领导人也在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地受过正式训练。　　泰南叛乱分子通常是两人一组，驾着摩托车有目的地杀死政府官员及其亲人，然后逃之夭夭。这些恐怖手法很像巴基斯坦逊尼派极端组织“羌城军”和以巴控克什米尔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惯用伎俩。许多泰国穆斯林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学校受训随着这些圣战士回泰国，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直接冲突越来越多。在军事戒严区以外的宋卡首府合艾市，也发生了针对寺庙和僧人的连环爆炸事件。在2004年1月的冲突中，有3名僧人遭到暗杀，这表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