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救助背后的悲剧.docVIP

血淋淋的悲剧尽显农村医疗救助之急 导言 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于2003年提出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的救助的意见》，依照《农村医疗救助意见》的规定，农村医疗的救助形式有以下三种： （1）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资助医疗救助对象缴纳个人应负担的全部或部分资金，参加当地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待遇。因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再给予适当的医疗救助。 （2）尚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对因患大病个人负担费用难以承担，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给予适当医疗补助。 （3）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助。医疗救助对象全年个人累计享受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规定的医疗救助标准。对于特殊困难人员，可适当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这些“适当”的补助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吗？或许的确解决了一些农民的燃眉之急，但是仍有许多血淋淋的因无钱看病造成的悲剧不容忽视。 个案一 安徽省灵璧县一个名叫邱菊的农村妇女，用毒药毒死了因遭受车祸而成为植物人的丈夫王佩群。悲剧缘起于一场车祸。王佩群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百余元的花费，车祸赔偿的钱连看病带还账，已剩下不多了男子从1992年开始,不间断地犯盗窃罪而屡次进监狱。面对如此频繁的盗窃入狱,检察官问其为何不知悔改?竟答:为让监狱治病。“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更想看病,警察抓住我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很踏实。你看,这样牛还给失主了,我也被抓了,我谁也没有伤害。”这是那位农村娃罗娃为了给自己治病设计的苦肉计。由于王佩群的状况是车祸造成的，并获得了赔偿，他的治疗不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补助。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造成的一切费用，不属于“新农合”大病统筹基金补助的范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但仍存在门槛太高、农民受益面不广等问题。对于王佩群既无法享受“新农合”又无法得到社会救助的问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认为，像王佩群这样的家庭，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建立绿色通道，只要存在医学认定，就可以随时申请救助。故事并不是个案，而是曾经有不计其数的故事在我国的大地上不断地发生着，尤其是中西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悲剧都是源于一个“穷”字。再穷穷不过农村，再苦苦不过农民。虽然城市“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也很严重，但在农村“小病拖、大病扛”、“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等民谚一直在流传，农民“因病致穷”、“小病拖成大病”的比例估计比城市一定会高出许多倍。归根结底，我国农村医疗条件，医疗救助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 其次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不稳定。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对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政策，这就使得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威力，主动性大大下降，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再者，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强制性“合作医疗”项目，这一政策与国家扶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因而加大了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难度。 第三农村医疗缺少保险立法 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农村医疗迟迟不能走上正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合作医疗的性质不能准确地确定下来，其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难以定位，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容易产生混乱。农村医疗保险立法必须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需要，如果不能切实减轻农民医疗负担，以强制为原则，必然会引起农民反感。 因此面临如此多的问题，必须打破部门体制限制，促进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流动和重新组合。加大农村卫生宣传力度，稳定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加强立法。 针对人群，需要建立专门的救助、治疗机制。比如，比照散居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将植物人等重大伤残纳入医疗救助范畴给予补助，由政府和社会建立专门的救治、护理机构，扩大农村大病统筹的范围等等。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天灾人祸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但一旦碰上了，就会很轻意地把一个人一个家庭彻底击跨因伤、因病而致贫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