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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 仇恨与谎言的散布者-历史论文 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 仇恨与谎言的散布者 文 ｜ 郭晔旻 1933 年3 月13 日，希特勒任命纳粹党宣传部长约瑟夫· 戈培尔出任新设立的内阁公共教育宣传部部长。这位35 岁的跛脚宣传部部长是当时全欧洲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的内阁部长之一。根据法令，戈培尔的职责是“负责全国的一切文化生活；负责国家、文化和经济的公共关系；负责管理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各种机构”；而他的名言是:“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 两个月后的5 月10 日晚上，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见过的景象。几千名大学生在令人肃然起敬的柏林大学校园旁的广场将2 万多册图书付之一炬，被毁图书的作者从爱因斯坦到海明威，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信人类自由精神的尊严。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博士在狂热的学生前发表了讲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广播！” 这是思想不能越出纳粹雷池一步的新时代。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有各类杂志7000 种、各类日报和周刊4700种，比当时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它们很快就被置于戈培尔细致入微的管制之下，“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至于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也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许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甚至通常与政治不搭界的音乐也受到波及。门德尔松的作品被禁止演奏，只因为他是犹太人。 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并不是犹太人，只因为他与犹太同行过从甚密也受到了批判，纳粹的口号是“谁同犹太人一块鬼混，谁就不得好死”。 早在1934 年，富有洞察力的丘吉尔就已断言，“在那里（德国），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对20 世纪20 年代问世的广播，戈培尔也迅速意识到了它的价值：“19 世纪是报纸的世纪，20 世纪是广播的世纪。”宣传部通过纳粹创立的国家广播协会，控制了德国的广播公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一个广播！”这一口号充分表明了纳粹广播宣传的目的。宣传部要求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这当然会影响正常的工作，但戈培尔的逻辑是“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与此同时，宣传部强迫厂家生产廉价的“人民牌”收音机，6 年内德国家庭的收音机普及率翻了3 番，达到70%——但是收听外国电台将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与广播一样，另一种新媒体——电影也成为纳粹文宣的宠儿。幸运抑或不幸的是，纳粹德国得到了莱尼· 里芬施塔尔——一位由备受爱戴的偶像电影女星改行的天才导演。 1934 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里芬施塔尔为之拍摄了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这部黑白电影运用了极富戏剧变化的灯光，不同寻常的拍摄角度、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搭配和振奋人心的配乐；影片中的希特勒像一位从上天降临的神衹，从闪光的机舱走出。该片在柏林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两年后，里芬施塔尔通过一件更为雄心勃勃的大事——1936 年柏林奥运会再次显示了她的才能。这届奥运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纳粹当局为此不惜暂时收敛了反犹政策，保留了莱瓦尔德（犹太人）柏林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外国游客也将免受任何“在这个国家施于犹太人的那种对待”的标志之困扰。 与拍摄《意志的胜利》一样，里芬施塔尔带领庞大的拍摄队伍进驻赛场，为了获得表现动态的新颖角度，甚至不惜冒着妨碍比赛的批评，在场地上开挖沟槽，将摄影机埋入地下，以仰视的角度拍摄运动员。这部名为《奥林匹亚》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影片的解说词充斥着“战斗”、“征服”等词汇，好战气势咄咄逼人，无法不使人联想到纳粹一贯宣扬的日耳曼人种优越论（战后里芬施塔尔受到盟国清算，虽然她辩解自己当时拍摄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希特勒称赞《奥林匹亚》是对“我们党的力量和美丽的独特和无与伦比的赞美”，尽管这部影片不可否认的明星是获得4 块金牌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 欧文斯。气急败坏的希特勒私下抱怨“祖先生长在丛林的人是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