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伪证罪.docVIP

“律师伪证罪”为何频频出现？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对律师不满，大不了辞退，没必要检举揭发。这个事情很蹊跷。会不会有关人员动员他检举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让嫌疑人说“不知道”没有问题。沉默权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无罪推定原则可以推导出这一权利。　　如果律师作伪证，抓人的就是他的对家———同一个案件的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甚至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而没有“回避制度”，“报复性执法”就会成为可能。　立功制度可能制造冤假错案　新京报：重庆打黑风暴中，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证罪被拘捕，引发各界关注，你怎么看？ 　刘仁文：这个案件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嫌疑人龚刚模竟然举报了为自己辩护的律师，而据媒体报道，一个原因是为了立功。 　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里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它主要是鼓励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但我们知道，罪责的基础是犯罪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通过犯罪行为所反映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立功制度远离了罪责的基础，是在犯罪行为和主观恶性之外寻找理由。这就导致很多嫌疑人和律师，想尽办法从这些渠道寻找减轻处罚的理由。 　新京报：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中国文化不是讲究“将功补过”吗？ 　刘仁文：法律要对社会的道德塑造起一个良性的作用，立功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亲友、父子、夫妻之间被鼓励互相检举揭发，不就是为了得个奖励，立个功，或者跟你划清界线，这个东西对社会非常糟糕。 　我办过一个案子，检察官很尊敬我，想给嫌疑人减刑，就出主意，说这个犯罪行为他自己都承认了，不好把黑说成白，要减轻处罚或者判缓刑只有一个办法，让他想办法去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 　台湾有个律师在大陆办一个台商的案子，事后跟我说，大陆刑法中的立功制度不好理解，“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为什么检举揭发一个跟这个事情毫无关系的人就可以减轻罪责？” 　我还看过一个关于美国冤假错案的材料，在美国由于刑讯逼供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因此它的冤假错案主要是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其中告密占到21%。 　新京报：你是说，类似的立功制度，反倒可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刘仁文：是的，立功可能成为一些犯罪人的救命稻草，很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如果我们的某一项制度虽然在个案中起到了帮助侦破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却是瓦解社会，那就值得检讨。 　对于本案，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如果对律师不满，大不了辞退，不请他就是了，没必要检举揭发。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很蹊跷。会不会有关办案人员动员他检举揭发自己的律师，并给他一些许诺呢？ 　我们知道，不管能不能兑现，犯罪嫌疑人此时的心理就是抓住一切救命稻草，容易受到办案人员关于减轻处罚的诱惑。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让嫌疑人说“不知道”没有问题 　新京报：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案情，目前警方披露李庄四方面违法违规，一向龚刚模读同案犯笔录；二教唆龚刚模什么都不要说；三唆使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四教唆龚刚模扰乱庭审秩序。你怎么评价？ 　刘仁文：对于案情本身，我无法作出判断，因为这四点目前只是有关办案机关声称的，到底有没有，能不能构成犯罪，将来应该由法院来判决。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不应该随意定性。 　就目前报道出来的细节，我觉得有些是可以质疑的。比如，嫌疑人指控律师，说用眼神、语气暗示他说被刑讯逼供了，暗示、引诱这种措词用到刑法上还是比较模糊的，不太科学，到底什么叫引诱？他跟律师的问话技巧是个什么关系？ 　何况这种一对一的情形，你说我暗示你，我要是说没有暗示呢？怎么证明？ 　新京报：警方说，李庄会见龚刚模时，“教他在一些事情上说不知道”，“就三个字完了，别的不要多说”。这个有没有问题？ 　刘仁文：让嫌疑人说“不知道”是没有问题的。沉默权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做法，我们国家现在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但从无罪推定的原则出发，可以推导出嫌疑人的这一权利，大不了最后你说我认罪态度不好，在量刑上加以考虑。 　所以，如果只是教嫌疑人说“不知道”，根本谈不上什么毁灭、伪造证据。 　新京报：李庄在会见龚刚模时，将两至三份犯罪嫌疑人笔录念给他听，并告诉他“其他嫌疑人在交待的材料中并未提到你”。这个存在什么问题？ 　刘仁文：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共同犯罪人之间一方可不可以作为另一方的证人，如何取证。 　比如我是张三的律师，李四是同案犯，我如果提出会见李四，找他核实一些问题，公安机关现在是不允许的，会说我不是李四的律师。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发现事实真相的司法规律的。 　具体到本案，我不认为将两至三份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念给当事人听与“律师伪证罪”有关系，连串供也谈不上。所谓串供，也得有互相串联和商量，是双向的，但现在是单向，只是把对方如何说告诉他。 　新京报：李庄给龚刚模支招，让他申请伤情鉴定，“如果法庭不予采纳，我就当庭离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