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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教争霸”思想的形成及其危害 　　所谓“以教争霸”思想，是指依靠教育的手段来达到争霸的目的，实质上，是日本的争霸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教育作为一种工具，通过培养人才的方式来为日本个别野心家称霸的政治意图服务，最终使整个教育体制深受其害。战国时代，日本封建领主就已经萌发了培养军事人才来为自己的霸主梦服务的思想，当时的教育还未发展成为独立体系，也未曾产生明确的教育思想来支持争霸的意图；江户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促成了日本短暂的封建繁荣，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以教争霸”思想得以引申和演进，为统治者和各藩主督办教育、培养人才和振兴邦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明治时期，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整个教育体制都渗透了“以教争霸”思想，并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极端，教育事业受到扭曲而畸形发展。 　　 　　一、战国时代“以教争霸”思想的起源 　　 　　日本的争霸思想由来已久，战国时期封建割据开始以后，有势力的大名逐鹿全国、争夺领地，称雄天下是每一个独霸一方的封建霸主梦寐以求的志向。然而，割据的群雄要想使自己的霸业正当化、甚至“合法化”，就必须进京侍奉天皇，“挟天皇以令天下”，每个进入幕府的霸主都是以下犯上、以弱胜强的范例。要想称霸全国就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培养忠于自己、武艺高超的武士。 　　武士作为战国时代一个十分庞大的阶层而出现，反映了日本封建社会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灌输到教育领域，由此兴起了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教育现象一武士教育。武士教育成了当时教育的主流，培养忠勇的武士也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目标。武士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灌输武士道精神和传授武艺弓马等军事技能，前者是对武士的思想进行奴化渗透，后者是锻炼武士的作战技能。由于武士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幕府和大名，所以，武士道精神要求“忠于主君，信佛敬祖，崇尚武勇，重恩义轻生死，甘愿为主君和本家利益而捐躯”。源赖朝、北条泰时、足利尊氏等历代幕府的开创者都重视武士道精神的倡导。公元1232年，镰仓幕府制定了《贞永式目》，明文规定了武士应具备的道??和习惯。其中心思想是忠孝贞节，尤其是忠孝，要求下级武士对主君的绝对服从，把主君作为亲生父亲来对待。这就使武士有了更加明确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为主君的霸业而一往无前、肝脑涂地。此外，武士教育还特别重视武艺与弓马之术，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传授和学习武艺。武士的数量和武艺水平直接决定着幕府和大名的军事实力，武士教育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着幕府和大名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教育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这一时期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以教争霸”的思想倾向：一是从精神上奴化武士以准备随时听用、任意驱使；二是训练刀马武艺等军事技能来增强武备实力。此时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教育体系很不完备，封建领主对教育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军事教育阶段，只注重用军事教育来为自己争霸服务，形成了“以教争霸”思想的起源。 　　 　　二、江户时期“以教争霸”思想的演进 　　 　　在长期割据战乱之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相继征服其他大名，完成了统一大业，独霸了全国。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德川氏家族极力巩固统一，加强幕府统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封建政权。他们把江户、大阪、长崎和其它商业、交通中心和军事要地共占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直辖领地，成为幕府统治的物质基础；而把其他3/4左右的土地分封给260多个藩主，其领地和统治机构叫做藩。这样无论哪一个藩与幕府相比，势力都相差悬殊，根本无法与幕府抗衡。 　　随着日本的统一，“以教争霸”思想也演变成幕府将军对外的争霸扩张和各藩主建设强藩的竞争。最典型的就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他们在称霸于战国并统一了日本之后，就开始策划征服中国的战争。尤其是丰臣秀吉，他最大的霸主梦就是1592年5月18日“发布迁都北京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之京都，可于明后年行幸，将京城附近之十国作为圣上领地；秀次为大唐关白，有京城百国之封地……丰臣秀吉自己将乘日本之船渡海，定居于日中通商门户的宁波府。然后，遵奉圣意，占领天竺(印度)。”丰臣秀吉占领中国、征伐印度的想法十分明确。日本妄图建立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的构想昭然若揭。此后的德川氏统治者也为征服中国而“师夷长技”，德川家康及其继承人对汉学都极为推崇，积极复兴儒家学说，尤其重视朱子学说，从教育方面吸取汉学精华来培养人才，增强驾驭华夷的军事实力，最终实现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德川氏的幕藩体制过于集中和专制，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引起了诸多不满，起义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在1633年颁布锁国令之后，日本几乎与世隔绝，日益孤立、封闭和落后。到了幕末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腐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没落的幕藩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各阶级之间矛盾重重并逐渐激化。德川幕府因国内矛盾而手忙脚乱、无暇西顾。 　　幕藩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