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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在司法衡平中伦理作用 　　【摘要】在个案中，判决结果与法律规范的预期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司法衡平之必然结果。人情作为社会的伦理现实在司法衡平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伦理衡平的现实依据，也是法律衡平的内在要求。鉴于人情在司法衡平中的局限性，应在对人情内涵全面把握基础上，才能构建和谐司法衡平体系。 　　【关键词】人情 司法衡平体系 伦理衡平 关系 　　 　　引 言 　　司法中影响裁判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律方面的可称为法律因素，其他方面则称为非法律因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伦理传统的国家，非法律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考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情。在社会学意义上，我国仍属于熟人社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司法都受到人情之影响。人情对司法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它与法律的博弈中。一方面因法律的滞后性与机械性，导致适用僵化并使司法过程成为三段论的简单运用；另一方面因人情因素的多面性与本土性，使法律曲态适用并走上背离之路。这都极易导致法官“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其结果会使公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怀疑。为此，充分挖掘人情价值的合理性，解决法律与人情因素的冲突，实为实现司法目的之必须。 　　司法目的下的“人情”解析 　　司法目的之通说在于实现公平正义，即在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各种利益的整体平衡。从一般法理分析，司法目的即在实现立法目的，执行立法本意。 　　司法目的的层次。司法目的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法律之适用。即法官适用法律规范对案件进行判决，其实质是法律发生效力、使案件当事人利益达到平衡的过程。第二是法意之实现。这是较高层次的、也是法律目的之所在。它大多以抽象的价值概念为标准，比如公平、正义等；同时该目的属于价值层面，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才能实现，由于规范的缺欠给法官裁判留下很大空间，因而公正之实现全系于个人认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在这两个层次之间，会出现法律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具体化与抽象化的问题，而人情则在这两者之间游离，成为影响司法审判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司法目的之表现层次看，低层次的法律适用目的在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实现个体公平；高层次的法意实现目的在平衡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社会公正，二者最终都归结为一种“和合”状态。 　　司法目的论下的“人情”。西方社会没有合适的词语与人情相对应，但可基于对中文人情的理解推导出与其对应的理论。诸家学说的人情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一般理解，而司法目的中的“人情”远非这些解释所能涵盖，甚至存在相悖之处。 　　综合学者之说，人情基本含义有四个层面：一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是简单、低层次的；二是指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非商品化的资源，①主要作用是人之间的关系联络；三是指基于血缘形成的亲情关系、基于婚姻形成的婚姻关系等；四是指社会成员认同的社会情感，代表了社会成员共同的观念，其代名词有“情理”、“民意”等。 　　司法目的语境下的人情仅限于后两种含义。法律对第三层面人情的评价是多重的，比如诉讼回避制度充分考虑到其负面影响，排除它对司法过程的作用。但有学者也考虑到它在诉讼中的客观作用，认为基于传统与现实考量有必要将“亲亲相隐”②引入现代刑事制度中。第四层面的人情最具普遍意义并在司法过程中有重要影响。基于此，司法过程中第三、四层面人情因素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寻找它们与法律之间的“衡平”，达到“和谐”，也为必然。 　　“和合”语境中的司法衡平传统及其价值 　　司法衡平源于西方，指在司法过程中为避免僵化地适用法律，在个案审判中引入伦理、价值判断等非法律因素以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作为一种司法技术它在不同法系中表现不一，中国古代没有衡平概念，但却有类似西方衡平的做法，如“屈法申情”③以及“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逻辑关系等。 　　司法衡平的基本价值：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源远流长，也与当今和谐理念不谋而合。从深层理解，社会公正的价值即包含在和合中，张立文教授在总结传统和合思想时认为：“和合是指社会、自然、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要素、各元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综合。”④ 　　和合在司法衡平上即“化纷止争”。司法衡平之目的与司法目的同一。具体来说就是法官利用伦理及价值判断等对案件权衡，以实现社会正义与个案公正的平衡，而此过程即化纷止争。纠纷乃是案件中各种利益的冲突形式，止争乃是法官对各种利益权衡之后作出的判决。从因果关系看，案件事实是和合中的冲突，法官的判决是和合中的融合，衡平是促成冲突转变的关系链。衡平关系链中也包含了冲突与融合，当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产生矛盾时是冲突，但冲突必然向融合转变并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促成非法律因素法律化，二是促成法律因素稳定化。当法律对案情无明确规定时，法官就对法律持严谨审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