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世妇会以来中国以公共政策促性别平等新进展.docVIP

’95世妇会以来中国以公共政策促性别平等新进展 　　摘要：1995年前后中国成功筹备和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对性别平等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取得了多方新进展：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使性别公正明确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将妇女发展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纳入政府的重要议程，增强了公共决策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基本政策层面保障了性别平等；颁布实施了妇女发展纲要，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国家总体发展计划促进了性别平等；建立了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立法决策有力保障了性别平等。这些为促进性别平等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键词：95世妇会；性别平等；政策支持；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046－04 　　国家、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而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包括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主要手段。公共政策指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和实现公共利益，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对社会资源和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声明和指示、行动计划与策略、办法、措施和条例等等。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强制性、持续性，一旦形成，会对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命运产生深刻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积极筹备并于1995年成功举办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我国促进性别平等、和谐的历史性里程碑，此后16年来，中国认真贯彻执行’95世妇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点加强了对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支持与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进展，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使性别公正明确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 　　理念是政策、制度和行为的先导。要构建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体系，首先必须使性别公平理念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一种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尤其是成为公职人员的基本价值目标，使他们将性别公正理念作为政策、制度设计的基础，形成实现性别公正的直接推动力。 　　基于此点，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确定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简称“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 　　社会性别意识(或称性别平等意识)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兴起的与人口意识、环境意识并列的现代意识之一，指在分析处理任何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还必须从性别的视角考虑对两性利益的影响是否公平，必须平等表达两性的经验和需求，促进两性的协调发展和平等受益。社会性别主流化则是指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政府和社会宏观决策的主流，即政府、社会组织或机构在制定、实施和评估任何政策、法律、规划、项目以及处理日常工作时，都要注意对两性利益影响的公平和平等表达两性的需求，并通过改变政策、制度、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消除性别歧视，使两性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受益。 　　现在，“社会性别主流化”已经纳入到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和人类发展统计指标，纳入国际社会发展规划，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全世界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公认为是推进性别平等的有效和成功的战略。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前，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基本上没有主观故意的性别歧视。但是因为性别公正尚未明确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公共政策制订者的性别意识比较淡薄，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以及处理政府日常工作时，往往按照传统的政策理念，更多地考虑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少从性别的视角考虑对两性利益的影响是否公平。这是造成公共政策不能坚持性别平等价值取向的直接原因。尤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后，社会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些决策部门更是过分关注经济效率，忽略了社会公正，往往将性别平等问题视为非紧迫性问题排除在决策议程之外，使有些涉及性别的公共政策违背了性别公正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限制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政策资源的权利和机会，对妇女发展产生了不公正的负面影响。而公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规划的首要价值和原则，对此人民群众的呼声很高，他们指出转型期的公共政策不能只追求效率，牺牲社会公正，必须以人为本，兼顾公平与效率。 　　我国党和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增强决策者的性别意识，促进决策的性别公正。尤其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我国积极执行联合国“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决议，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向全世界郑重承诺“确保在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