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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流感”幸福杀手 　　工作压力：“21世纪的流感” 　　 　　国际劳工组织早在1994就指出：“世界正在变成紧张的世界”。大量的研究表明，由工作压力所导致的工作紧张不但对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还会对组织的士气和绩效产生消极的影响。 　　据统计，由工作压力所导致的缺勤、离职、生产效率低下，以及伤残和卫生保健等费用，每年给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约占GDP的10%以上。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工业化社会过渡阶段，社会与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员工的工作压力问题日益突出。 　　零点调查集团200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1.1%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新浪教育频道2005年的调查显示，82.2%的教师反映压力大。 　　自2001年开始，我们连续5年在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进行中国白领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压力调查，每年的调查样本都在500人左右(2003年除外)，结果发现工作压力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约占四成的人感到“压力大”和“压力很大”(见表1)。这类人群特别需要进行减压。 　　事实上，在人生黄金时期（约20岁至60岁），大多数人把1/3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工作压力必然会成为损害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联合国的报告中甚至把工作压力看成是“21世纪的流感”。 　　 　　重压下的呐喊：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人感到压力（即工作压力源）？近几年来，我们与香港岭南大学萧爱铃教授合作，连续开展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员工工作压力的研究，结果发现，主要有9个方面的压力源，有些是中西方人共同要面临的，如“角色模糊与角色冲突”等，有些是在中国现实情境下表现得更为突出的，如“办公室政治”、“工作不安全感”、“工作家庭冲突”等。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搞关系”、“圈子文化”等现象，使得不少人都感到难以摆脱办公室斗争，常常感叹为“圈子”所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员工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铁饭碗”式终身雇佣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多是临时性或定期的工作合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织变革速率加快，兼并、重组、业务外包等现象屡见不鲜，况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对员工胜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变化都使得员工的工作安全感大大降低。这是造成目前员工工作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难怪一些白领人士发出“我的明天在哪里”的呐喊。 　　而中国又是一个高不确定性避免的国家，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可能更为严重。我们2005年的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幸福感都会造成明显的消极影响，但对自我效能感高（能力高且信心足）的员工而言，当面临高工作不安全感的时候，工作绩效反而会有所提高，不过也是以牺牲工作幸福感为代价。 　　在2005年，我们与国外23名学者联合进行有关管理人员工作-家庭冲突研究，调查对象涉及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5270名管理者，发现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是潜在的工作压力源，角色冲突可由工作影响家庭（如工作超时妨碍了陪家人的时间），或由家庭影响工作（如要花时间照顾家人，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工作），而且由于中国女性就业率高以及中国人对工作与家庭的定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往往面临较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 　　不过，工作压力源的9个方面（如下表）影响的严重程度会存在着差异，要考虑到员工性别、所处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以及组织类型等。我们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员工而言，压力主要来自“职业生涯发展受阻”，而对处于职业生涯中晚期的员工，压力主要来自“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家庭冲突”；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而言，“组织结构与气氛”是最大的压力源，而对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工作量大、加班加点”与“组织结构与气氛”是前两位的压力源。 　　 　　压力减弱国人幸福感 　　 　　各种因工作压力大而出现过劳死、自杀或制造暴力事件的个案也屡见不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感到幸福？幸福指数包括哪些指标？这已成为当前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不容置疑，幸福感是以必备的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但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尽管幸福感可以用一些客观指标来衡量，如收入、住房条件等，但从心理学或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幸福感更多的是个体的一种主观体验，因为面对同样的客观指标，每个人的评价标准、体验程度都会存在差异。 　　实质上，幸福感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常被称作“主观幸福感”。它主要研究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幸福感，如收入或财富、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