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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局限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研究 摘要：《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安娜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正是要求平等的一种追求。平等意识的觉醒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从精神层面上展开,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识到自己与男性一样应该而且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女性解放才有可能。 关键词：女性意识；平等；自由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中外两部伟大的著作，书中的女性为争取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的女性同样在爱情的呼唤下，经历自我意识的复苏、要求平等和抵抗社会禁锢的过程。她们强烈女性意识的追求，试从以下几方面探究。 “人”的意识的复苏 千百年来,在男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物的生产与精神不断发展的同时,女性在事人的家务劳动与角色定位中不断弱化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按照男性中心文化的女性观塑造自己,成为被物化的人,同时封闭的生活与愚化的教育更使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泯灭。但是,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级正慢慢地生发出现代的性爱意识,慢慢地体会着朦胧的个性觉醒,这一切都召唤着女性“人”的意识的复苏。林黛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女性形象。在这个“眼空蓄泪泪空垂”的女性柔弱的外表下,蕴藏着别样的刚强。她努力摆脱着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她认真听从自己情感与心灵的呼唤,她大胆地触犯礼教的清规戒律。从林黛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识的浮动。 黛玉用自己的生命和眼泪深爱宝玉,她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经历过青梅竹马的了解之后产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恋情。她一次次的试探宝玉，她所要的是宝玉眼中只有一个她。在当时社会宦官之家的贾府，宝玉就是有个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作为恋人的她——黛玉要求作为一个平等的人，与宝玉站在一起。虽然，黛玉对宝玉的痴情无以复加，但是并不使她丧失作为女性的独立与尊严。女性不应当是男人的花瓶与玩偶，也不是花几千两银子买来供玩乐的物品。她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是一个在爱情路上与男人平起平坐的人。对于爱情从不是谁对谁的施舍和盲从。书中写到宝玉挨打后托丫鬟给黛玉送去半旧的手帕，黛玉眼中浸满了眼泪，连夜在手帕上题诗。这种默契与相知是有牢固的思想基础的。所以，宝玉常常赞扬林妹妹从不说那些混帐话。林黛玉在叛逆封建主义的生活道路上与宝玉相知相恋,然而,当时的社会人情是不可能允许自由选择的,因此,当她的人生旅途在偏离常轨之后,她被迫面对社会安排给女性的严峻现实,那就是不许恋爱,听从家长的命运的安排,屈辱地生活下去。黛玉不愿意这样活着,她只有泪枯而亡。眼泪流尽的黛玉,为自己理想殉葬了,然而,她的死却是一个反抗者的死,一个觉醒者的死! 如果说黛玉的恋爱和反抗是在从行动上有了自我意识诠释的话，那么她的诗歌《五美吟》就是在思想上为女性意识做了更好注解。《五美吟》吟咏了历史上5 个著名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西施、昭君、绿珠、虞姬、红拂。在宗法制度下,这5 个女性都命运多舛,结局凄惨。她们的故事被文人墨客吟咏了无数遍。不同的是,在黛玉眼中,西施、昭君、绿珠都是被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彻底物化、工具化的人物。林黛玉认为,西施与昭君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不光彩的筹码,一个以身伺虎,实施美人计;一个和亲匈奴,背景离乡。绿珠更是一个女性主体精神彻底消弥的形象,她临危以死报石崇,明珠暗投。黛玉以女性视觉直面这些女性的惨淡人生,对这3 个人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尽管黛玉还不可能直接批判男权政治以女性为工具的肮脏,但结合她对西施命运的惋叹,我们可知她对此是有所触及的。从她吟咏西施和昭君的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黛玉心中那正在成长的女性生命意识,她不象历代轻浮文人那样,从男性的角度,无视西施心中痛苦与挣扎,对西施充满艳羡,如王维曾不无羡慕地谈起她“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郑獬充满赞扬地说“若论破吴第一功,黄金只合铸西施”。她对这些最终不得善终的女性的同情,表现了她对女性生命本身的尊重与关怀。这种正在觉醒的人道情怀在中国的伦理生活中已经被埋葬了几千年。反观虞姬与红拂,林黛玉认为,她们是能够冲决环境,积极寻求自身的解放,从而走向自由之路的女性形象。这两人出身底层,但却看到了自我的人格与人生价值,并主动积极地进行人生道路的选择。她们不再是以色事人,不再是无条件地充当贤内助、锁在闺门之内,而是要与她们的爱人并驾齐驱,共举大业。因此,她们对传统文化是有所反驳的。诗以言志,言为心声,安知这不是黛玉的理想? 可笑苏轼对项羽“艰难独与虞姬共”的指斥,把虞姬视为祸水红颜,更可笑何溥“八千弟子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