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顾颉刚与古史辨11141课件(3103KB).pptVIP

功与过 一、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古书辨”。 二、却有怀疑过头之处，造成“玉石俱焚”。 三、方法上的错误：过分使用默证法；抹杀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对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的神话不能很好的分辨。 一、古史辨伪的工作，对于推翻上古旧史体系，建立新的史学有巨大功绩； 二、对古史和古书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积累的丰富的学术成果； 三、对学术的求真态度、对学术问题的平等讨论，推动了学术的进步，鼓励了年轻学者的研究。 三、“走出疑古时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 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九五”重点，得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热烈支持。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 在炎黄子孙的眼里，古代那么多而详的关于黄帝的纪录，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很煞风景。 最使炎黄子孙们迷惘的，莫过于忽略黄帝的存在。 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差如此之大，引起社会各界不安。近几年，民间巷里，科技团体，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 第一，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 第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 第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 第四，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讲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做出重新估价。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实际上你要离开它也离开不了，要 “走出”也走不出去。 凡以为可信者不疑，可疑者始疑之。或原来所疑之书，后来发现新证据，则随时改变旧的疑辨，务在求得其真。真正的疑辨态度就是这样，不需要疑的就不疑，需要疑的就必须疑，这些对顾先生之学有异词的学者，自己实践的就是这点，怎能说有什么“疑古时代”需要走出呢？ ——刘起釪《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 顾颉刚自己的认识 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的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 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以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现，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 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能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四、最后一位古史辨大师 顾颉刚与刘起釪 “九鼎铭词”事件 于维总裁，允文允武。 亲仁善邻，罔或予侮。 我士我工，载欣载舞。 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 ——1942年5月《日记》 现在所急需的，就是有几位学问根柢坚实的壮年学者，可以和我商榷问题，可以为我到各图书馆搜罗资料，也可以代我到各专家处征询答案或请提意见。这类人，就我过去的学生里想，有三个人是合适的：刘起釪、黄永年、王煦华。 至于我自己的工作，除论文、笔记，已由中华书局嘱我陆续整理付印外，“尚书译证”是我的岗位工作，自当集中力量进行，不负党的期望。其它积稿，在100万字以上的有下列各种：“古代地名汇考”；“史记校证”；“战国秦汉文类编”；“三百年来著述考”。 ——顾颉刚《致周扬》1962年6月 多年来至盼能随侍师门，问学请业，一旦获尝其愿，快幸何似。一俟组织通知成行日期，当即襆被入都，以亲教诲。但在临行以前，生至盼能明了有关具体情况，是否生入京后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而非在书局担任一般编辑工作？是否生即随侍左右而不必随局中同仁进退？生私愿固在长侍帐侧以整理古籍终其身，无他宏愿矣。 ——刘起釪《致顾颉刚》1962年5月12日 拜奉教言，知生来京后当可侍帐侧，佐《尚书》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师门将其具体问题与领导方面商妥后，生当即耑行入京。立雪匪遥，至感欢忭。 现不论情况如何，生已决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劳，得问学之益，分师门宵旰之勤，为至大乐幸也。 ——刘起釪《致顾颉刚》1962年5月27日 没日没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