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武夷书院文化.docVIP

第十讲 武夷书院文化 陈国代 引言： 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由民间创办的教学机构——书院，它别于官学，高于蒙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是指朝廷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讲学。私人讲学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高级阶段就是以书院教育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宋代书院教育已经普及，形成了书院制度，以相对灵活的教育方式，培养人才，弥补官办教育机构的不足。书院教育，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终结于清末。其特点在于它是既独立于官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所言武夷书院，是指闽西北地区武夷山下的南平、顺昌、邵武、光泽、武夷山、浦城、松溪、政和、建瓯、建阳（尤溪、沙县、永安、将乐、泰宁、建宁）等地的古代书院的总称，而不是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创办的武夷精舍的官方称呼。武夷山下书院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已有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在方志里存留名称者尚有180余所，数量上超过官办的州学（府学、军学）、县学的总和，在闽北乃至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持续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既有物质性的场馆设置、图书文献和学田，也有意识形态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教学方法和学术流派，形成了独特的书院文化。书院文化，是书院在发展历程中传承与创新形成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精神成果的总和。……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演山集》卷19《送黄教授序》）可以说，宋代闽地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文化迅猛崛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昌盛景观。 2、文化环境与武夷书院 据考古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武夷山一带活动。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几乎遍及山脉各县市。中原商周时期，武夷山古闽族先民已初步形成并进入青铜时代，留下古老奇特的架壑船棺。西汉初，闽越国的建立，揭开福建社会发展的新篇章，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先后在浦城、崇安、建阳、邵武建军事城堡，并在城村建筑王城。汉武帝派兵灭闽越国以后，朝廷把武夷君列入郊祀盛典。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武夷山南缘地带成了中原名门望族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出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的状况。（《资治通鉴》卷113）有权势的移民集团，成为有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地主阶级，形成新的文化氛围。武夷山在唐代被朝廷封为名山大川之一，成为官吏、文人游赏与歌咏的对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处东南的闽越地，成为北方氏族南迁的落脚点，西晋至唐末，由于战乱，中原士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渡江南迁，武夷山脉成为他们的主要聚居地。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推动武夷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北方汉民移民进入闽地，特别是唐末王潮、王审知率兵民大规模入闽，成为福建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对福建整个社会影响特别巨大。除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一些官宦人家看中闽地真山水，择地定居，繁衍后代，成为移民中不能忽视的现象，也成为闽北教育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的力量。唐末五代因中原战乱而加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南移，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艺迅速传入福建，另一方面又由于北方人口陆续涌进福建，使得福建人口迅速增加。降至宋代，终于形成了人口对耕地的巨大的压力，开垦山地，围垦滩涂，兴修水利，改进耕作，调整种植，促进福建经济获得全面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机会，也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福建与浙江、江西、安徽成为文教兴盛、人文荟萃之地。据统计，宋代福建登进士第者计7600多人，（卢美松《闽中稽古》，2002年厦门大学出版社，第279页）两宋福建为官人数124人，为两浙的半数而高于江西三分之一，其中最高层次的人才——宰相有建州的章得象、陈升之、吴充、章惇和邵武军的李纲、黄潜善，正好占两宋福建路宰相总数的三分之一。（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199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第131—144页）特别是理学南传，杨时、游酢、朱熹等理学家开坛讲学，使闽北成为文化教育的突显区，推动了书院的蓬勃发展，使得文化普及，尊重知识，崇尚儒术，士人数量相当可观，而居民整体文化素质提高，能歌善词者不乏其人。南宋后期祝穆撰地理总志……弦诵之声相闻”。又建州“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家有伊洛之书……俗如邹鲁之国，文物蔼然。” 3、造纸印刷与武夷书院 福建造纸自唐代始，而刻书印刷业则始于五代。至宋，造纸与印书业的有机结合，使闽北手工业、商业进入黄金时代。“闽中造纸印书，宋时称盛。”（叶德辉《书林漫话》卷2）这种兴盛，得益于闽北各地盛产竹子的优越自然条件与手工造纸的技术基础。建阳麻沙与崇化，为建阳刻书业集中地，是福建的出版中心，所产图书称建本图书，成为书院教材、参考书的直接来源，许多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