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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 王政勋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风险社会；民意；司法公正；实务效果 内容提要:刑法中没有必要规定危险驾驶罪。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后现代的背景，前现代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在后现代背景下为反思现代性而提出的“风险社会”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不能以风险社会作为论证危险驾驶罪合理性的根据。并非以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民意”不能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民意基础。行政权重效率，司法权重公正，以刑罚方式惩治多发但危害不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反而不利于遏制该种行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后存在着很多难题并会带来很多弊端，无法产生期望 中的社会效果。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之后增加了第133条第1款，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规定为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从而使我国刑法中出现了唯一一个没有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近年来，危险驾驶行为的危害性越来越严重，成都孙伟铭案、佛山黎景全案、南京张明宝案、杭州胡斌案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这类行为多为富二代或官员实施，民间对该类行为深恶痛绝，网络上群情激愤，媒体上口诛笔伐，行政执法部门手忙脚乱，法律界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地企图用刑法遏制该种行为，一时间，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一些人大代表因而提出应当将其入罪。刑法学界之外的人士多认为该罪的设立有其必要，全国人大在浙江、南京等地调查时，民间对危险驾驶的行为反应强烈，呼吁用刑法手段严厉打击该种行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委员们多支持设立该罪名。{1}相反，除个别学者支持该罪名外，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做法却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质疑。在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公布之后，学术界就多有反对之声。 [1] 　 《刑法修正案（八）》已经获得立法机关通过并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成为我国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但围绕刑法是否应当设立危险驾驶罪的争论并未尘埃落定，相反，对该条文进行评估，仍然是法律学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笔者看来，刑法中实在没有必要规定危险驾驶罪。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论述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 　 一、社会现实与刑法需求 　 支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学者多以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论述前提，认为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刑法应该对危险驾驶这样的高风险行为提前介入，以利于保护法益，更好地控制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风险，从而体现出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立法特征。因此，考虑到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刑法立法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国有必要将危险驾驶规定为一种危险犯；{2}汽车时代的来临是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社会物质基础，在现代风险社会，将危险驾驶等行为入罪是国家控制和减少风险以满足民众安全愿望的需要。{3} 　 在笔者看来，我国所面临的风险社会和德国学者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贝克那里，风险社会是在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阈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概念。在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全球化之后，人类面对的风险已经由自然风险演变为人类自身产生的风险，而近代以来的市场制度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现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从而为冒险和安全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和规范性框架。但是这种环境和制度也蕴涵着风险—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的风险，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全球性的风险，如国际环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等。这种风险是现代化社会中内生的，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可见，贝克之所以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来批判、改造和矫正现代性，是为了通过反思现代性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对富裕之后社会的“肥胖症”进行“减肥”的药方。 　 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持续25年超过7％的经济体有13个，持续40年超过7％的只有8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减少贫困人口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但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些不平衡表现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代际之间不和谐、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等方面。 [2] 　 中国目前尚未实现现代化目标，当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尽快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消除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上述矛盾和问题是中国在实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