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意山水”——王安石晚期诗歌之我见.docVIP

“禅意山水”——王安石晚期诗歌之我见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世称“王荆公”，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凭借公元1070年被起用为丞相后实施的变法运动得以名垂青史。然而，他激烈和摧枯拉朽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当权派的首肯。因此，“王安石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在保守派不断施加的压力下以及变法派内部的激烈矛盾下，空有雄心壮志的王安石很难再力挽狂澜。于是，王安石两次罢去丞相职务，最终在江宁清丽秀美的山水中闲适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佛教《大乘起信论》中，有“体、相、用”三义之说。“体”指本体，“相”指相状，“用”则指作用和创造。“三义”之说应用到中国哲学中，产生了一种“流动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宇宙在流动中生生常新。他们把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视作这一事物本身，而把事物发展中的某个阶段看作是这一事物的现象。王安石晚期的诗歌即是王安石全部诗歌的一个断面、一个现象。要理解王安石的晚期诗歌，也要对王安石的全部文学创作有所了解。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公元1076年的罢相为标记进行分期。罢相后王安石退居江宁，这一时期（一共十年）的诗歌创作属于其诗歌晚期。寄居江宁以后，王安石寄傲于山水之间，勤修佛道，禅意入诗，“岁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阴”（《 北山三咏之觉海方丈》）。与前期诗风不同，王安石晚期诗歌“雅丽清绝、脱去流俗”（黄庭坚语）。诗趣已脱去韩、杜的“外衣”，而风神倒与王维禅诗似同出一源。王荆公早期的诗歌多与政治有关，或剖析形势、或寄寓政见，“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荣”，追求的目标是“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诗歌“群怨”的作用掩盖住了抒情的功用。统观王安石两个时期的诗歌，一个主要诗风是“入世”的，一个主要是“出世”的。这两种诗风共存于两个时期，只是侧重时有不同。而我认为，王安石晚期的诗歌也是在徘徊于出入世的情绪之间创作的。他晚期的诗歌并没有王维诗歌中那种“禅意”的浑然天成以及如入无人之境的语态天真。诗人和自然之间往往是有“界限”的，没有彻底实现佛教中的无分别见。 罢相后的王安石来到江宁，在金陵的半山堂定居。这里离钟山很近，也有多处佛寺围绕。政治上的失意已令诗人心力衰竭，不再流连政坛上的生活。每日，王安石乘着小驴， “或坐松石之下，或（入）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颂之。或憩而颂之。”（王巩《闻见近录》）徜徉在山水之间，时时受到佛经的熏陶。其论著《楞严经疏解》以及有关《金刚经》的研究代表了王安石在佛学上的最高成就，可惜未经传世。 王安石曾在《送孙正之序》中说：“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可以视作王安石对待真理的态度。在认定佛学后，王安石“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望江南·皈依三宝赞》）面对家人和友人的不理解以及非难也不改修习佛道的初衷。 王安石信奉并深谙佛学中“空”的思想。 “空”是佛教的基本思想。佛教将现实世界分作“色、受、想、行、识”五个部分。除了“色”代表世间的万事万物，象征着物质世界外，其余几种都与人的感官感受与思维有关，象征着精神的世界。关于物质世界抑或精神世界，佛教都断定了他们“空无”的色彩，认为这都是不值得执迷的，“一切皆无”、“万事皆空”。或许是受到了以往经历的太多羁绊，王安石很难在一时间做到静心求道，脱离世间种种烦恼。就像友人对他提出的疑问：“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禅林僧宝传》）要摆脱烦恼的纠缠，时时树立礼佛的决心，是王荆公晚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他的诗歌内容本身，能够看出来，他希望尽快放下俗世情怀以及理解佛教博大精深的急切：“皈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证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望江南·皈依三宝赞》）通过礼佛，他希望自己达到“空”的境界，明了“空义”，至于“空境”。如，他在给友人周彦真的诗中说道：“非空不能觉，不达诸法之性，不能空诸烦恼，则觉性不显，觉心不生；非觉不能空，不能了知法本，不得自净其意，则空义不明，空境不了。”（《空觉义示周彦真》）“空”的观念是王安石晚期观念的重要构成之一。 同是闲适诗，同着意于山水之间，王安石的闲适诗又与陶渊明等人的闲适诗不同。陶渊明的闲适诗侧重表现一种农耕生活质朴的美感，强调远离“尘网”，不适“俗韵”。一切景色都强调“出世”的情怀。在王维的山水诗中，侧重在景色中“悟道”，表现一种与天地自然相融合的“禅境”，是南宗禅主张的“顿悟”。而在王安石的山水诗中，既寄寓了禅意，时时能见禅机，也隐约地表现了对俗世生活的抛弃。糅杂着陶渊明、王维的某些气质，但是笔力很难做到前述两者诗歌中的萧散自然，在“出世”的情怀和“入世”的羁绊中时时失去内心的平衡。越强调“闲”，足见内心还并不“真闲”。（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看法。） 除了追求“空”的境界外，王安石晚期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