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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辩证审视\现实困境与必然出路 　　摘要：新时期重提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现实迫切性与特殊意义。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的重要思想。但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然举步雏艰、困难重重。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就要对农村集体经济中“统”与“分”进行重新审视和准确把握，并明确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统分度；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3-0156-05 　　 　　众所周知，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1978～1984年连续七年粮食增长的奇迹，这一阶段也是农民增产、增收最为明显的阶段。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变迁所带来的效应在逐渐减弱，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拉大，农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困境，究其根源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生产关系的调整未能协调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强度。这就要求“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与实现形式，并在实践中重新审视与准确把握农村集体经济的“统分度”，促进农村集体经济与家庭经营的逐步融合，从而最终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 　　 　　一、理论阐释：对“统分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的辩证审视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经历了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其主要特征是从土地私有逐步过渡到集体公有。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产生有其重要原因，这可用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H?Coase)1937年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加于解释，即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作为生产个体的家庭在市场交易时反复发生的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家庭的整体收益。同时，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制度变迁就是新制度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的过程，且这一过程一定是向着更有效率的制度演化的。而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把制度变迁具体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形式。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次制度变迁过程，前一次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后一次则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两次制度变迁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制度变迁均未准确把握“统”与“分”的度，从而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因此，有必要分析人民公社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继而为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准确把握“统”与“分”的辩证关系提供崭新思路。 　　 　　1.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公社时期是实行的“大一统”体制，重“统”轻“分”占了主要地位，这极大地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产生于1957年冬季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及稍后农村兴办集体工业的过程中，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制度供给的行为主体即政府的意愿判断来看，它所追求的是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强制性制度供给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二是通过权力中心以及它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实现其政治支持最大化。虽然其主观意愿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制度供给却偏离了初衷，形成了“大一统”的体制。具体而言，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即把基层政权机构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合为―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它以“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基本特征。在这一体制下，重“统”轻“分”占了主要地位，我国农业资本循环的购买一生产――销售三个环节均统一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不相符，带来了诸多问题，在”生产”环节，由于集体财产产权模糊，农民主体地位缺失，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购买”“销售”环节，统购统销的强制性制度安排，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农民收入，同时，强制性的价格管理体制使农业比较利益更加低下，农民利益长期受损。 　　在人民公社“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下，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也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农民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农业生产效率极为低下。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虽然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在实践中重“分”轻“统”现象十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