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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商韩的人性论 　　摘要：过去研究多认为《商君书》、《韩非子》讲人性恶，如果根据新近学界的研究成果，将其中有关人性论的篇章进行历时性分析，则可以发现人性恶只是商鞅、韩非子学派在一段时期、一定条件下的说法，并不是其主要的说法，只是被后人选择性地释读而造成的结论。商鞅学派主要的人性论其实是“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韩非子学派的人性论则存在早晚期的不同，以韩非子主张人性恶，并不确切。应重视历时性地分析先秦诸子思想。 　　关键词：商鞅；商君书；韩非子；历时性；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26.2；B2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03-0027-007 　　先秦思想家论人性，由人性出发而说其道理，在当时很流行。孟子说其时是天下言性，儒家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时至今日，当时的人性大讨论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是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申韩皆主性恶。虽然近来的研究对这种标签式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如说孟子是人性可善论，荀子是性朴论等，这些研究都非常深入细致，推动了人性论的研究，只是并未取得普遍的认同，对“标签”无法根本改变。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不是对于文本的解读不够仔细，而是因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我们有意无意地在用共时性研究法，把思想家的作品平列地视为同时完成的作品，各家都根据相应文本所提供的内容来考察诸子的人性论，据数量上多次重复出现、思想上比较一致或特色鲜明的观点，乃至一定时期、背景下的倾向、潮流而立论，因此，新说旧说，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无法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以致争论不休，商榷不已。是故即便发现思想家的人性论并非如同标签所示，而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如何解释这种貌似矛盾、并列的现象，则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法。其实这些不同的想法，是思想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看法，是历时性的观点，并无矛盾。所以很多学者为了崇扬荀子或其他原因，而努力去证明《性恶篇》并不是荀子本人的思想之说，恐怕是不了解荀子一生思想有变化，性恶虽是荀子一时的思想，但并不是他最后的结论。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些思想家的人性论作历时性的考察，不能“关公战秦琼”，争战不休。下面试以《商君书》、《韩非子》为例，来谈谈如何用历时性方法研究其中的人性论。 　　一、 关于研究基础的讨论 　　历时性与共时性之区别，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今日已经是耳熟能详，似乎卑之无甚高论。而且后世材料众多，我们能熟练地按照年谱来排比材料，运用历时性研究法。但是对于材料缺少的先秦时期，则似乎缺乏运用历时性研究法的可能性。因此，即便对诸子书进行年代学、文献学分期，也罕见运用历时性研究法来研究诸子的思想。今天的早期思想研究，多是有意无意地在用共时性的视角看待文献内部篇章的形成，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思想家之思想的融贯性、一致性，要让一种说法战胜另一种意见。比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思想家只应该有一种人性论，由此怀疑孟子是否说过“性善”，怀疑《性恶篇》不是荀子的作品，等等。个中原因之一，当是因为我们没有自觉地用历时性的视角来研究文本的形成，乃至认为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然而，追求思想的融贯性、一致性，本身也存在问题，这正是昆廷“融贯性的神话”――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著作视作一个融贯的整体。[1] 　　按照历时性的方法来考察先秦思想家的人性论，可以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推进人性论的研究。循此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其他专题。 　　《商君书》和《韩非子》，研究者众多，尤其是讨论两书篇章的真伪、年代，更是详尽，需要分别论述。 　　很多研究者认为，《商君书》中的很多篇章不是商鞅本人所作。高亨以《商君书》为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2]；郑良树为《商君书》中的篇章分期，指出《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学派在不同时代内完成，然后，编纂成书[3]；日本学者好并隆司对郑良树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批评与不同意见[4]；近年，仝卫敏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商君书》做了综合研究，认为此书可视为商鞅及其学派的著作[5]；最近，尤锐教授又为《商君书》中的篇章提出了比较详细的年代范围。[6] 　　按照余嘉锡《古书通例》之说，子书为学派著作集合。依照近?沓鐾良虿?给我们的启发，古书篇章很多是在流动中逐渐定型的，视《商君书》为商鞅学派的作品更为合理。此说与郑良树的关键差别在于，按照余嘉锡的说法，应当认为《商君书》中的篇章，师弟子之说不分。根据古书成书的情况来看，篇章的主体部分之成书时间，并不等于思想来源、定型的时间。[7]因此，像高亨、郑良树等判定《商君书》成书年代的方法与观点，本文难以完全采用。仝卫敏的意见可作参考，但其考证方法仍然比较传统，严格区分了商鞅作品和其后学作品，此外还有杂篇。 　　《韩非子》的篇章，因为有《史记》等的记载，《说难》、《孤愤》、《五蠹》等一般认为是韩非子的著作。胡适、梁启超等都对《韩非子》中的篇章有过讨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