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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影译制片：母亲成就理想的地方 　　母亲李景超在生命最后的一两年里，记忆力已经严重减退，严重到有时连家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可每当问起长影译制片来，她仍能说出译制片许多同事的名字。长影留给母亲的印象太深刻了! 　　从1949年8月来到长春，到1983年离休，她在长影整整工作了34年。到她去世的2008年，她在长春整整生活了59年。作为一个电影译制演员和导演，她对配音生涯的记忆，当然在头脑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她和许多译制片的同伴们一样，把这个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晚年的母亲，病魔缠身，但每当她回忆起译制片的历程，就会忘掉病痛。她常讲，早年的电影观众像今天的歌迷、粉丝一样狂热。译制片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有一年东影的译制片演员出席某片的首映式与观众见面，他们站在舞台上面向观众说话时，观众在台下齐刷刷地把他们的名字喊出来：这是李景超、这是向隽殊、这是车轩、这是白景晟……我能想象出当年的盛况，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做一个译制片的演员或导演，该是多么的荣耀和辉煌! 　　新中国电影译制工作起步之初，母亲和她的同事们，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也许最初是偶然，但这辉煌决不是一个偶然就可以创造出来的，那是许多电影人的勤奋、智慧和生活磨难赋予他们的才干所创造的。 　　母亲生于北京，抗战时流亡中原、西北，经历了无数坎坷。她从幼年起就热爱艺术，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执著与追求伴随她走过艰难。 　　1949年的1月，北平的飞机场由西苑搬到了南苑，又搬进了天坛，进而飞机已在东单练兵场起落了。当时母亲、父亲就住在西四颁赏胡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枪声和炮弹穿透夜空的呼啸声，全城处在迷茫之中。北京的和平解放，开始了这座古城的新生命。 　　3月，北京各报纸上刊登了华北大学招生的消息，动员有文化的青年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母亲当时刚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看到消息，就去投考华北大学第三部。华北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一部为政治部，二部为教育部，三部是文艺学院，也就是今天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院部主任为光未然。考试时母亲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和演过话剧的经历，还唱了一支歌，就考上了。 　　经过半年学习之后，1949年8月里，袁乃晨同志风尘仆仆地从东北来到华北大学，为新中国电影译制工作选取配音演员。母亲从未到过东北，只听人说过东北奇冷，冬天会冻掉下巴，可是电影的魅力远远超过了寒冷对人的威胁，母亲也报了名。 　　母亲自幼喜爱表演，嗓音清晰亮丽，、兑一U标准的北京话，又有过话剧表演的基础，经过了一番声音素质和声音表现力的考试、筛选，一下子被选中。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袁乃晨穿一身军装，非常年轻，干练果断，人又十分和蔼可亲，给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一次一共录取了八个人：李景超、白景晟、车轩、向隽殊、尉骞、薛挽澜(彭勃)、张珉和赵双城。当时母亲咬着牙果断地决定：把不到一岁的大女儿留在天津的老人家里，几天之后就和其他同伴一起登上了去长春的列车，那一年，母亲24岁。 　　母亲说，刚刚进入东影时，厂区是一片荒芜，战争的痕迹到处可见，除主楼外四周都是残垣断壁。那天她们一进厂，就看见在第一录音棚外躺着一具马骨，白森森的骨架很吓人。当时厂里实行供给制，职工们都穿着统一发的军装，俗称“二尺半”，而母亲和向隽殊阿姨都穿着自己织的毛衣外套，别人看着很新鲜，称她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但很快，“北京来的大学生”融进了东影的干部和职工中间。大家在一起学习、交流、创作、劳动，真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每天清晨，泽制片的年轻人都在厂外喊嗓练功，形成了刻苦练本领的风气。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城市，到处都是战火的痕迹，当时的六宿舍是一片废墟，演员们就脚踩废墟迎着阳光在那里练习发声、朗诵，他们知道将来这里会建起新的厂房、宿舍，知道这里充满希望…… 　　1949年9月，母亲他们一进厂，就参加了新中国第二部译制片《俄国问题》的配音工作，到年底，影片已经在全国放映了。据陈占河导演回忆：他和华大的其他同学在当年10月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年北影还没有生产，他们整天在大食堂里学习，没有工作可做。有一天，厂里放映苏联影片《俄国问题》，他们惊喜地看到字幕上有白景晟、李景超、向隽殊等人的名字，大家高兴地叫起来，这不是咱们同学吗?随即’嫂论起来：看人家，都译制出影片了，可咱们还在这里无所事事。大家一商量，就向电影局打了报告，申清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局里很快批复同意，因为东影太需要人了。这年年底，又一批华大毕业生陈占河、赵琪、徐世彦、高步、凌萃等来到东影，投入了译制片的工作。 　　在刚刚进入东影译制片的1949年9月到12月，母亲就参加并完成了《俄国问题》和《蔚蓝色的道路》两部苏联影片的译制，在片中她都是担任女主角。最初搞配音没有经验，对口形成了工作的最难点。背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