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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四神博局镜的制模思想 　　东汉时期凡正规的四神博局镜,在其镜背的纹饰中会有龙、虎、朱雀、玄武及一些其他鸟兽等线雕纹饰,还有方框纹、TVL纹、乳钉纹及十二支铭文等。其中方框纹、TVL纹及乳钉纹与四神纹饰的布局是有因果关系的,是采用圆规技术制作的,不是用手工可以随意画出来的。而纹饰中四神与十二支的对应位置,则是严格按照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定位,不是随意配置的。 　　中国青铜镜的范铸技术发展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同步的。青铜镜一般都是两个面,正面较平,是磨光了映照用的面,背面为纹饰面,是起装饰作用的面。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都不相同,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纹饰都不一样。所以,一般以纹饰面为依据来判断铜镜的时代。当时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就会体现在当时的青铜产品上。当时有什么样的文化艺术甚至意识形态,也同样会体现在当时的青铜产品上。 　　春秋战国以前,青铜器的表面纹饰多是在范面手工制作的,这种工艺思想也与时代同步被带到了铜镜纹饰的制作中。因此,在春秋以前的铜镜背纹中,几乎都体现了凸起的不规则纹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采用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使得在战国青铜器表面纹饰中,常能见到方形或长方形的格子线。而这种纹饰的制作技术,也同步被应用到青铜镜纹饰的制作中。所以,在战国青铜镜的背纹中,常常可以看到地纹中有方形或长方形的格子线。 　　西汉以后,青铜时代早已彻底结束,制作青铜器纹饰的技术也基本随着青铜时代结束。西汉社会铸造量最大的铸件是在全国流通的钱币。由于西汉以后再也没有了战国以前的纹饰制作技术,西汉的纹饰包括铭文的制作都与战国前的范铸工艺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是:战国前的青铜器铭文多是阴文,而在西汉后的铜镜上基本都是阳文。与铜镜一样,除王莽的一刀平五千需要错金而铸成阴文铭外,其余钱币皆铸的是阳文铭。钱币制模设计的主流工艺,是采用圆规制图的设计技术。所以,圆规制图技术也被同步应用到了西汉铜镜的背纹中,成为当时以几何造形为主的纹饰。如文景至武帝时期的日光镜、昭明镜、草叶纹镜、星云镜等,皆是采用了圆规技术设计制作的模。 　　王莽时期,其货币政策虽然是失败的,但其钱币的铸造质量却较高。如王莽的“六泉十布”,都是公认的好,钱纹清楚;又如“大布黄千”字体一丝不苟。铜镜的纹饰就是在这个时期从简单的几何造形,逐渐过渡发展到了线雕纹饰。如四虺镜、四乳纹带镜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四神博局镜。在四神博局镜的背纹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圆规制模技术留下的特征,更可看到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镜背纹饰中的体现。下面,就四神博局镜纹饰中的制图技术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行论述。 　　四神博局镜在民间一直被称之为规矩镜,是因为镜背纹饰中有TVL纹饰。其中V纹及L纹,完全可以看作是规和矩的形状。规和矩,本是两种不同的仪器。规,就是今天画圆用的圆规;矩,即是今天的角尺。但这两件仪器上古的人们就已经在使用,并非现代的发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早已是中国人用来形容做事情要遵循章法的常用语。生活在战国早期的墨翟,在《墨子》中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司马迁曰:“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墨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做方形器物需要用矩测量,画圆形需要使用规。如果没有这些仪器,要想做成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司马迁所说的“规矩”,显然不是指规和矩这两样工具,已经将“规矩”的含义演化成人们的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农业的劳作中必须遵守节令,在生活中需要遵守各种法令,在生产中需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在技术操作中需要遵守各种工艺流程等等,诸如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规矩”。这就不难理解在四神博局镜的制模过程中,既采用了圆规技术进行了机械制图,又按照意识形态的规矩,将传统文化中的四神、五行及十二支进行了配置、定位与布局。 　　图1为鄂州一位杨先生收藏的一枚普通的四神博局镜,此镜黑色泛绿。可看到此镜为半圆钮,圆形钮座,钮座外有小方框。框外为十二支铭文间以十二个乳钉,铭文外为大方框。V形纹饰的角与大方框的角对立。以V形纹饰将镜背分为四区:左区的主纹为青龙,代表着东方;右区的主纹为白虎,代表着西方;上区的主纹为朱雀,代表南方;下区的主纹为玄武,即蛇缠龟的形象,代表着北方。纹饰区外为铭文带,其铭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乐未央。其中“山”字应是“仙”的减笔。铭文带外为一周辐射线纹,镜缘上有二周锯齿纹间一周复线纹。在十二支中,“子”属北,“午”属南,“卯”属东,“酉”属西。而在此镜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卯、午、酉、子都分别处在东、南、西、北四个正位。在方位中,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央属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