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与《蝴蝶夫人》的互文性研究.docVIP

《蝴蝶君》与《蝴蝶夫人》的互文性研究 　　［摘 要］ 《蝴蝶君》是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的经典之作。电影《蝴蝶君》以倒置《蝴蝶夫人》殉情角色为切入点，从情网与猎网、仰视与平视、错觉与幻觉、真爱与背叛等不同角度互文，完整地体现了剧作者挣脱文化差异束缚，彰显文化融合新维度的独特思想。本文以法国学者蒂费纳#8226;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为依据，深入解读该剧要义，阐释作品颠覆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实现文化差异共存，还世界真正东方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 《蝴蝶君》；《蝴蝶夫人》；互文性；戏拟；仿作 　　 　　互文性作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其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丽娅#8226;克丽斯蒂娃依据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推演而来。其特征指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互文性作为当前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旨精神在于消解权威，解放并释放文本的意义。《蝴蝶君》即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以与《蝴蝶夫人》情节脉络、影片节奏、人物心理极其相似的走向，对原文本叙事结构进行“碎片”式解构与重构，从而衍生出《蝴蝶君》全新的文学意义及观赏模式。 　　一、《蝴蝶君》对蝴蝶夫人情结的解构 　　一切文学都具有互文性，电影文学也不例外。巴赫金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对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他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长久以来，西方人的心中总是深埋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蝴蝶夫人”情结，顺从的东方女子则是西方男人对于东方最典型的幻想。电影《蝴蝶夫人》中的东方女子巧巧桑，为圄于情网的幻灭悲天恸地，为挚爱的西方男子献身殒命，而影片《蝴蝶君》中的西方男子伽利马，却将幻梦与生命付诸于误读为女人的东方男人。这就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蝴蝶君》与《蝴蝶夫人》互文中殉情角色倒置的剧终场景。 　　电影《蝴蝶君》，改编自著名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舞台剧本，由加拿大籍鬼才导演大卫#8226;柯南伯格执导，英籍著名演员杰里米#8226;艾恩斯与美籍华裔影星尊龙领衔主演。在这部影片中，编剧黄哲伦以颠覆西方文化对于东方的误解为基点，在交织的话语中，运用戏拟、仿作手法与《蝴蝶夫人》互文，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法国驻华使馆官员仁尼#8226;伽利马和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之间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与《蝴蝶君》互文的《蝴蝶夫人》，明显带有东方主义痕迹。主人公巧巧桑的命运，则是西方人将东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刻板印象定型后的例证。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性地阅读文本。”①而黄哲伦自身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及背景，使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巧巧桑被俯视的命运：无所归依的孤苦、无力抗争的凄惨以及逆来顺受的悲凉。从更深层次挖掘并解读了《蝴蝶夫人》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话语。 　　西方强化“自我”优越的策略性建构，是在对“他者”的想象中，建构起东方弱小、西方强大；西方阳刚、东方卑下的思维定式。《蝴蝶夫人》以金钱可以购买一切的意念，诠释着东方必须臣服于西方的强势话语。在巧巧桑眼里，平克顿就是她的太阳。她的幸福、快乐，包括生命与尊严，全部系于平克顿一身。她不在乎亲人的质疑，不理会族人的诅咒，为了取悦平克顿，她可以断绝和亲友、同胞来往。虽然与平克顿的买卖婚姻，使她像一只突然飞离家园的蝴蝶，任猎手野蛮捕获、肆意把玩。但可悲的是，巧巧桑始终看不到所谓爱情背后的虚幻，即使平克顿连续三年音讯全无，她却仍在情网幻梦之下痴痴等待。 　　然而，资产阶级私欲人性张扬的平克顿，他的及时行乐和任意妄为，使他自娶了巧巧桑那天起，就仅仅是被她那百合般的纯洁吸引。巧巧桑的娇弱与顺从，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激起军官的熊熊热情，但这只是平克顿为填补空虚的肉欲。为了自身生活的多姿多彩，他认为他有权将巧巧桑像蝴蝶标本一样，任意观赏、蹂躏甚或随手丢弃。 　　《蝴蝶君》是一部充满对东、西方文化观察、体验与考量的影片，通篇贯穿着种族、性别这些超越民族的、人类最基本的话语关系，隐含着对于幻想映象极端化、性别角色理想化以及关于殖民意识、帝国心态的诸多话题。该剧编导借助影片这一传播媒介，解构《蝴蝶夫人》话语暴力的文化含义，警醒观众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东西方进行沟通和对话时可能遭遇到的文化误读，并以含混的对话策略、杂糅的叙事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重构电影《蝴蝶君》的深刻内涵，即如何重新认识和对待种族、性别和性倾向问题；如何处理文化身份和多元文化问题，使观众在观赏与认知中，深刻了解主创者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立场、民族融合的新理念以及影片所要表达的深层主题――只有话语平等，才是民族文化差异共存、相互融合的基本前提。 　　二、《蝴蝶君》对《蝴蝶夫人》的仿作改写 　　从某种意义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