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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已是三百年 　　清朝时期北京的弓箭大院属于皇家特设的兵工场，那里的弓箭铺均属皇家专有。从业者大多为皇亲。并以满族为主，其产品均上交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当时，“聚元号”做的弓以供应皇宫为主。定期由宫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数发放钱粮。 　　“聚元号”是清末北京东四大街“弓箭大院”十七家弓箭铺中唯一幸存者。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弓箭制作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细腻的工序和精湛的技术，浓缩了中国传统弓箭发展轨迹和弓箭文化。 　　“聚元号”到今天已流传了近300年。历经十代传人。杨福喜。便是“聚元号”现任当家。 　　 　　“聚元号的百年兴衰 　　 　　以前，“聚元号”不是我们家的。清朝末年，弓箭作为兵器已被洋枪洋炮取代，这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那时执掌“聚元号”的是第七代店主王氏。王氏夫妇因吸食鸦片而无心经营弓箭铺，最终山穷水尽。只好将其祖业变卖给杨家。王氏是我父亲杨文通所能追溯的最早“聚元号”传人。当年，“聚元号”弓箭铺位于北京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原弓箭大院内。那里原是皇家作坊。 　　我的爷爷杨瑞林(1884―1968年)，早年随其堂兄(“全顺斋”的掌柜)学习弓箭制作手艺。到二十多岁时，已是弓箭行业中较有名气的师傅了。但苦于自己没有铺面，平生所学难以施展。听说王氏要卖铺子，便决定买下来。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这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爷爷在亲友帮助下，才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店主。 　　爷爷杨瑞林得到这个店铺后又增加了一些品种，使“聚元号”增色不少，如：弩弓、弹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等。民国初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因奖状上有国民党的印章，在“文革”时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乾隆皇帝所题金字大匾、一些国外向“聚元号”下的订单，以及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1948年以后，“聚元号”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和青海省，他们通过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订了常年合同，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当时在同行中还有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弓箭铺，论手艺不比“聚元号”差，但蒙古就是不要。无奈“聚元号”只有请其他几家店铺代做，做成后打上“聚元号”的字号，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很多人为了打麻雀到“聚元号”买弩弓，其购买者之多，更是到了这里刚下料，那边就交钱订货的程度。后来中央号召公私合营，爷爷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即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爷爷因此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 　　1957年，“聚元号”被改造成了体育用品厂，经营开始转向。弓箭经营衰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了“文革”时期，弓箭更是被当成“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是1958年出生的，“聚元号”也是那年开始衰败的。 　　1962年，父亲所在的体育用品厂关门，他被调到北京市水利局做木工，一做就是30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是最小的儿子，小时候也很淘气很爱玩。6岁时，爷爷郑重地交给我一把弓，对我说：　“这把弓以后就是你的了。”我就拿着祖父给的小弓箭，天天和伙伴们玩，每次“射箭比赛”，我总是得第一。中学毕业后我当了几年木匠。街坊四邻谁家结婚都来找我的家具，我也练就了一手好木工活，这为我日后学习制作弓箭打下了基础。 　　在家中，我本来就对父亲的手艺有些兴趣，眼见父亲年事已高，而一把好手艺后继无人，便萌生了学做民族弓的愿望。为早日把父亲的手艺学到手，我辞掉工作，开了4年出租车，再用这期间攒的钱置备了制作材料。从1998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并正式成为“聚元号”第十代传人。 　　“聚元号”能够重新开张，其实是机缘巧合。1998年，我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很短的文章，是写关于一种血腥的游戏，就是在射击场呈用活禽供客人射猎。这则消息，引起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兴趣。于是，我和家人就带着传统弓箭来到了北京石景山的射击场，拿出中国传统的弓箭与这里的体委干部见了面。这位干部听说我们是传统弓箭世家，格外重视，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下定了恢复“聚元号”的、决心。 　　沉寂了近40年后，1998年在亲属和友人的支持下，父亲和我收拾了一间平房，6月6日这一天，我们挂起摘下来40年的“聚元号”牌匾，“聚元号”重新开张。 　　 　　200道工序一张弓 　　 　　学做民族弓，必须师手把手地教，每道环节都是手工劳动，所用的桦树皮、牛筋、牛角等20多种天然材料也都是如今难找难买的。选材全靠艺人用眼看、用手摸。别小看一张弓，做一张弓要200多道工序，历时3到5个月，横跨多个行业，木工、漆工、画工、皮具制作，甚至针线活儿，样样都很有讲究。可以说，学习弓箭制作后，我精神上的变化太大了，生活因此而改变。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