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法学院关教授：一生关心劳动者的学者.docVIP

人大法学院关教授：一生关心劳动者的学者 关教授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尤其在劳动法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堪称是新中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关怀教授还是一名乐于为普通劳动者维权的学者。对关怀教授的访谈是中国法学会研究部进行的《法学名家系列》的组成部分，由访谈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爱青博士在2011年秋冬季节分两次完成。访谈的内容围绕着关怀教授一生的劳动法情节展开，包括：第一部分——青年志向和学术成长经历；第二部分——奠基劳动法学和建构劳动法律体系；第三部分——积极参与和推动劳动立法；第四部分——参与国际交流和热情培养年轻人；第五部分——为工人维权热心奔走；第六部分——倾心于劳动法事业；第七部分——寄语年轻的法律人。 一、青年志向和学术成长经历 　　（一）家庭状况与诗歌青年 　　郑：关教授，您的名字关怀很能体现您的劳动法一生。您是新中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并多次获得多项褒奖的著名学者，一辈子都奉献在劳动法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方面。年轻人很想了解您的家庭情况和您年青时的学习情况。请您做些简要介绍。 　　关：我的原名叫关家驹，出生在河南偃师的一个书香之家。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也是做教育的，系河南大学教育系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曾经担任河南偃师县中学校长，后改任蔡县教育局长，不幸的是，父亲感染了霍乱，在我才5岁时就英年早逝。1938年时日寇侵略步步紧逼，我的母亲为了全家不做亡国奴，携儿女漂泊到了甘肃南部的清水县。我进入了专门招收沦陷区流亡学生的国立第十中学，在那里度过了高小和中学阶段。我从小喜爱诗歌，常常是吟诗作赋，甚至达到忘我境界。高中时，常有诗歌发表在报刊上，当时《陇南日报》的“散文与诗”的副刊上曾发表过我的诗歌。在西安出版的《西京日报》的副刊于1945年发表了题为《画像》的短诗。《画像》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确定自己人生追求的写照：“我是一块煤，从厚压的岩层下被掘起，为了增添人间的温暖，把自己变成灰烬。”另一首诗《请缨之歌》还获得当时全国青年文艺创作比赛的优秀作品奖。 　　（二）革命青年与法学志向 　　郑：关教授：您年轻时那么喜爱诗歌，为什么后来没有去做诗人而是成为法学家了呢？这其中是什么影响了您的职业选择？ 　　关：这就和上大学有关了。当时国家处于战乱时期，进步的年轻人都愿意为国家的安定和振兴做些有用的事情。诗歌对于拯救国家似乎作用有限，而法律可以直接对于国家安定和建设起作用。于是我选择了到北京上大学学法律。 　　我进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当时法学界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在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当时地下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工”的成员。我们这些进步学生搞各种活动来支持革命，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朝阳大学有各种社团，“呼唤合唱团”是一个著名的进步社团，孙国华老师是合唱团的指挥，我是朗诵员。孙国华老师既当指挥，又拉小提琴，带领进步学生的大合唱；我用朗诵诗歌来抨击当时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抗争！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诗社”，并联合起来组织了“华北诗联”，出版了地下刊物《诗联丛刊》，我以朝阳大学诗社代表的身份担任了该刊物的编委，以北大红楼地下室为活动地点，连续铅印出版了三期，很有一番“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春斗志！ 1948年8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血雨腥风中，有些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孙国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党组织为了保护学生进步力量，批准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我化妆成小商贩上了火车，通过天津，越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河北沧县，辗转进入冀中解放区。 　　郑：关老师：您建国前就作为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去了解放区。建国后，您是怎样走上劳动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之路的呢？ 　　关：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我要求先学习一段时间，城工部的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先在华北大学第一部办公室和天津分校工作，1949年10月谢觉哉同志为首的接管小组接管了朝阳大学，并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毛主席还亲自为政法大学题写了校牌。接管小组调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教育科工作。转眼到了1950年2月，华北大学和当时由谢觉哉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我就成为人大法律系的第一批教师。当时一批苏联专家帮助人大培养教师，我们就一边向苏联专家学习并当助手，一边开始积累有关法律的教学研究资料。 二、奠基新中国劳动法学和建构劳动法律体系 　　（一）奠基新中国的劳动法学 　　郑：关老师，在中国从事劳动法教学研究的人士都知道“劳动法”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出自您的归纳概括，您当年主编的全国第一部劳动法学教材《劳动法学》一直是中国学生学习劳动法的起步教材。您在劳动法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奠基性的，很多人称您是“新中国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