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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后的中国律师业 　　一、入世给中国律师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有人认为，入世后必将扩大中外律师界的合作与交流，使中国律师开阔了眼界和视野，从而更新观念，唤醒中国律师界的国际化意识;有人认为，入世后，随着世界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到中国开办分支机构，必将世界一流的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技术、经验带到中国，促进中国律师业的更大更快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入世后，将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大大加快依法治国进程的步伐，因而必将大大改善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律师的影响力。我们认为，以上所谈的这些机遇，随着中国的入世，都会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地产生。但我们更认为，中国的入世，是随之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改革中国律师制度的一次难得的机遇。 　　西方发达国家的律师制度首先是做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律师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职业互换已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常规现象。换言之，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了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律师自始至终是一个国家政治力量的一种后备资源。以美国为例，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必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因为在美国无论是担任法官、检察官或是律师，以及从事其它法律工作，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律师资格，是走向司法工作的必由之路。美国的检察官甚至就被称为公职律师，因为他们是政府从执业律师中雇佣的一批代表国家履行公诉职能的律师。至于美国的法官，选拨的唯一渠道是从执业15年以上，品行良好，没有任何不良纪录的资深律师中产生。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律师制度，西方国家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内的最重要的政治家中，才有了有相当一部分有从事过律师职业的经历。以美国为例，在1997年以前，历史上的42位总统有21位是律师出身。起草美国宪法的55位先贤里面，有30位是律师。在美国参众两院里，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员都从事过律师工作。 　　中国现行律师制度，并不具有西方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当然也就远未发挥出在西方国家政治民主生活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功能。不仅仅如此，中国现行的律师制度将律师视为“商人”的一部分，向律师事务所征收与公司、企业相同的税赋，律师并不具备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职业充其量是其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律师与一般社会公众相比尚且如此，如果在司法过程中与其相对的司法人员相比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低的可怜。某些审判人员对律师颐指气使，动辄恶语相向，甚至欧打律师，将律师驱逐出法庭;某些公安、检察人员甚至以莫需有的罪名滥用职权随意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至于当事人拖欠律师费甚至对律师人身及财产安全进行威胁、攻击更是司空见惯，以至于以维护他人合法权益为已任的中国律师不得不提出了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口号。 　　再从中国律师的执业条件看，专职执业律师是以辞去公职为前提条件的，其地位被强制“社会化”或“民间化”，律师永远只能是律师或律师至多只能是律师。现行的律师制度消解了律师的政治热情和报负，经济利益被迫成为中国律师的主导追求。社会地位的低下，执业环境的恶劣，以至使部分律师对这一职业产生了厌倦或失望，甚至报有积累部分资金再另作它图的打算。 　　在这样的律师制度之下，产生以律师为业为荣的优秀律师尚且困难，更遑论政治领秀。中国入世是在经济上融入国际社会的根本标志，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找出与世界律师制度发展的本质差距，借中国入世东风迎头赶上，恐怕是入世对中国律师业带来的最大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现象也有正在改变的迹象。最高人民法院招考法官，把律师已经作为了招考对象之一。虽然此次在律师界招考法官是失败的，但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已经有少数律师加入到了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当中，其中黑龙江一女律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成为了律师群体的骄傲。吉林省、陕西省等一些省市聘请了律师团，充当政府决策、行政的法律顾问。虽然律师做为一个群体，在中国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具备应有的社会地位，但在律师参政、议政方面正在逐步加强。中国第一个以集团律师事务所面目出现的国浩律师集团律师事务所描绘了10-15年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宏伟蓝图：1、国务院组成人员至少有五名成员具有律师从业经历;2、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8-10%具有律师从业经历。与此相造应，中国律师应达到：1、总人数实现50万人;2、具有20家超过200名的律师事务所;3、中国律师所实现的社会价值占GDP的1%或以上;4、有20家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实现1亿元;5、在世界20个主要城市设立50家境外律师事务所;6、中国律师的年人均收入达到20万元人民币。 　　二、入世给中国律师业带来的严重挑战 　　中国入世，给中国律师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