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戏剧结构差异看戏剧翻译“适应性”研究.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从中西戏剧结构差异看戏剧翻译“适应性”研究 ◆ 夏艺菲　大连外国语大学　110641 摘　要：戏剧翻译需满足两个要求：可阅读性和可表演性。仅着眼于语言层面的戏剧翻译研究，往往忽略中西方戏剧的结构之异。本文提出戏剧翻译要兼顾目标群体的诗学审美习惯，在必要的时候，译者可以根据自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 关键词：戏剧翻译　戏剧结构　改写 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方戏剧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与其他文学形式所不同的是，戏剧艺术的价值和效果都将在舞台上得以实现。那么，无论是写剧本还是翻译剧本，都要考虑到观众的反应。观众的审美反应与他们所处的文化圈的审美习惯有密切联系，而这种审美需求不仅仅体现在对剧本的语言需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其内在骨架——结构的安排上。翻译的本质就是一种改写，戏剧翻译亦是如此，其目的是要让目标语观众感受到原语观众所体验到的情感升华。因此，译者可以参与到的一切环节都需顺应目的语观众群所处的主流诗学，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想要传播的戏剧发扬开来。 本文将从中西戏剧结构之异谈谈中西戏剧翻译中的改写问题。 一、中西戏剧结构之异 戏剧的结构是戏剧艺术的精华所在，是戏剧的灵魂和核心。中西戏剧艺术家们无不承认戏剧结构的重要作用。西方戏剧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指出，戏剧有六个基本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此六项中，情节即结构处于首要位置。而中国戏剧理论大师李渔也用“结构第一”来作为衡量中国古典戏剧的重要标准（刘昱, 2010：106）。尽管如此，中西方戏剧结构在本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西方戏剧的情节是激变型的，由史诗演化而来，史诗的文体特征主要是叙述体。其叙事性要求剧本不能离开讲什么、谁在讲和怎么讲，西方传统上喜欢紧凑的结构，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事件马上要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在“急剧变化”之前的种种前奏，只需在变化的过程中有所提及即可。英国戏剧理论家阿契尔认为，戏剧是激变的艺术，而小说是渐变的艺术。戏剧的这种激变性需要依靠一定的时空来展现，也就是说，尽管情节的推进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才能达到突变，但在戏剧中，它们只需要在极短极有限的时空内表达。这就要求戏剧的构成是封闭的团块式结构，大幕拉开的一瞬间，各种线索已经聚合在此，开启的点已经离高潮很近了，并不需要从其渊源开始，进行冗长的叙述。因此，西方戏剧呈现出详略轻重明显，主要事件由人物展现，次要事件通过口头陈述提及的特点。 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戏剧是抒情型的。同样受诗歌的影响，中国传统戏剧的形成与中国文学中强大的抒情诗传统是分不开的，与西方戏剧相比，它更注重传达意境，常用一唱三叹来表现过程中的美，而并非通过情节的曲折。中国戏剧的呈现是线性的，其剧的开端往往就是素材的起始点，以一种与素材发生时间相对平行的趋势逐一展开情节，其节奏相对缓慢，给人一种娓娓道来之感。这种线性特征还表现在中国戏剧的外部结构上，即连场结构。以场为单位，一场戏接一场戏，时间地点不断变化，情节也随之展开，必做到“有头有尾”地顺序展开，并不刻意突出情节的激烈部分。 二、翻译既是“重写” 近些年，在关于翻译的讨论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理论已不再是单纯地分析语言本身，而是将文本投入到相应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一些具体的因素在支配着对文学文本的接受或拒绝。勒菲弗尔将这些具体的因素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1.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2.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3.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而其中的赞助者应包括意识形态、经济与地位三个因素。（芒迪，2001：P181）国内很多文章都探讨了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将翻译与译者前期文化结构相结合，论证他们的相互作用结果，其实质是在讨论译者与译本的关系，用该理论分析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间差异的产生原因。但本文认为，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还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仅可以分析译者意识形态对译本所施加的影响，更可以用来分析接受者意识形态对其读后或观后反应的影响，以助于译者根据翻译目的，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改写，其中有些改写是译者意识形态中先期固有的，以理解的方式无意识地对文本进行了改写，还有一些是译者注意到目标语人群的喜好，顺应性地进行改动，以达到被接受的目的。 有人将后一种改写称为“创造性误读”，即有意识地改写或重写。这种改写方式实则是一种创造性的解读方式和写作方式，是在对两种文化间的鸿沟进行有意识地填补，从而达到文化融合的目的。如林语堂在翻译《中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