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蝴蝶君》看中西方对“异化”的不同体现.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从《蝴蝶君》看中西方对“异化”的不同体现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异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蝴蝶君》中来自不同社会体制的男女主人公也展现出了相异的异化过程以及克服异化的途径。通过分析他们不同的异化过程将有利于揭示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蝴蝶君》，马克思，异化，自我异化 《蝴蝶君》（M. Butterfly）于1988年在华盛顿国立剧院首演，后在百老汇公演，反响热烈，获当年托尼奖最佳戏剧奖,[1] 155 其作者黄哲伦也是凭借该戏剧成为了当代美国炙手可热的剧作家。 《蝴蝶君》讲述了法国外交官加利玛爱上了一个中国京剧演员，在保持了20年的情人关系后，发现这个中国情人是男性，并且是间谍。[1]155但其作为被公认的后殖民文学文本，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后殖民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而跨文化视角的解释并不多见，主要见于跨文本的比较[2]，以及少量文本中所涉及的中西方文化元素的比较[3]。但《蝴蝶君》中男女主角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所发生的异化及克服异化的途径却充分展现了中西方的差异所在。 一．中国社会中个体的自我异化与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指人与其产物的关系；自我异化是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异化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即人的劳动产物，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成了与自身相异的东西。在自我异化的情况下，则出现一种主观的关系，即人对其lsquo;自我rsquo;发生变异”[4](497。《蝴蝶君》中的男女主人公：加利玛和宋丽玲，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的异化，因为“任何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在内，都不能避免异化的危险” [4](552)。 《蝴蝶君》以中国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为大背景，其女主角宋丽玲作为一名土生土长中国人，她的身上体现着浓郁的中国风。六十年代的中国刚好完成了社会转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时期，而此时的北京，也正是各种文化运动的中心。所以，作为一名生活在这样大环境里面的宋丽玲则更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异化危险。首先他面临的便是自我的异化。宋丽玲作为一名京剧旦角（京剧中四大角色之一，主要指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的扮演者，自小就苦练各种基本功，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透露着东方女性的柔美与娇弱，以致于一出场便让男主角加利玛认定他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女子。而这种东方柔弱女子的形象则是宋丽玲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人格。自我异化的发生便是人与人所创造的现实之间产生的一种感情、态度之类的主观反应的分离[4](496)。宋丽玲作为一名男性，却因为职业的原因创造出了一个柔美，妩媚的女子形象，当他从主观上把自己的本质特点与这一创造的现实相分离时便发生了自我的异化。这一异化可以从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宋丽玲在与加利玛聊天的过程中就“禁止狗和中国男人出入”讨论时，说道“但是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优雅柔弱的东方女性——我们总是可以随意出入我们想去的地方”[5](22)。宋丽玲已经从感情认同上明确的把自己归类到“东方女性”的性属之中，至此宋丽玲的社会性格已经第一次正式地完成了与他男性本质的分离，这便是他自我异化的发生。 然而主观异化总是与客观异化密不可分的。这两种异化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等同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主观异化，是在客观异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正是这个唯一的基础，自我异化才因袭地变为可理解的[4](503)，宋丽玲主观异化的基础则是他所生存的大环境。宋丽玲生长于中国，学的也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戏剧——京剧。在戏剧中宋丽玲所创造出来的柔美的女性形象，只是他的职业需求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存在只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但这种存在发生了不以他意志为转移的自发性发展。“她”作为宋丽玲的产物，却在异化关系的范围内，转化为一种与人格格不入的力量，“她”和宋丽玲的意志对立着，使他的计划化为乌有，威胁着他的生存并统治着他。宋丽玲所表演出来的女性形象，最后的确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威胁，并且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统治着他。 二．西方社会制度下个体的异化与自我异化 与宋丽玲相比较而言，加利玛的异化显得尤为明显。作者黄哲伦笔下的加利玛从法国到中国展现出了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这便是由不同的人们所创造出的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给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的人所造成的异化。在加利玛来到中国之前，他一直生长在法国。法国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没有给加利玛带来应该有的益处，反而使他变成了一个另类。 在法国的社会环境里的加利玛显得渺小而且柔弱，所以那时的他特别迷恋意大利戏剧《蝴蝶夫人》，因为他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