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富裕与焦虑同行.docVIP

社会转型期富裕与焦虑同行 　　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然而，与目不暇接的可能性相伴而来的，还有源源不断的焦虑―― 　　 　　物质上的丰富似乎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东方国度带来应有的自信与平静，焦虑反而像野火一样，与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步，并以每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方式蔓延。 　　下岗工人在为下一个月全家的开销着急；农民在咒骂化肥的涨价；公司白领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 　　“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一位西方评论家感叹地说。 　　当经济增长引发的只是膨胀的物欲，传统社会信任结构被肢解，贫富鸿沟与隔膜加深，而并没有带来个体想要的自信与尊严时，我们或许应该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要“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 　　这些现象是一个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的阵痛吗？是价值观的多元和意识形态的模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造成的吗？正本清源，厘清这些问题，或许是这个古老民族摆脱焦虑心态，在经济腾飞中重拾过去的雍容气度的第一步。 　　 　　社会转型民众普遍焦虑 　　吉?? 　　人们的焦虑 　　在电梯中，人们总是一进电梯就急按按钮要关门，虽然只要几秒钟时间，电梯门就会自动关上；红绿灯前，总有人“勇敢”地闯红灯，“勇敢”地穿行在车流中；打开电脑，只想更快，于是拼命地敲打键盘；大街上，都是行色匆匆……有人说，今天的人积极向上、争分夺秒，但我却怎么看都是弥漫着一种浓浓的焦虑。 　　普通人焦虑，为求学焦虑，为就业焦虑，为人际关系焦虑，为房子、为爱情婚姻、为孩子的“起跑线”……哪一样不令人焦虑？因为焦虑，“房奴”、“车奴”、“孩奴”等新名词不断地丰富着现代汉语。 　　有钱人同样焦虑，钱少时为差钱、为蜗居焦虑；有房了，为别墅焦虑；有车了，为豪车焦虑；百万了，为千万焦虑；坐拥千万了，可看看人家身家已是数亿、数十亿、数百亿了，焦虑不焦虑？ 　　某媒体披露了一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说在经济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地中产的幸福指数却最低，被称为“伪幸福”。“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郑智化的歌，唱出了中产阶层的欲望与无奈、失落，道出了他们的焦虑。 　　平稳背后的躁动 　　对于公务员这份职业，周铮的理解来自于4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北京市人事局下属一个单位里的普通科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干完“规定动作”，既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也不能消极怠工，4年来的工作好像是和昨天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4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周铮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于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俘虏，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有一段时间，周铮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事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然而，让周铮很快放弃的是，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到了发薪日，周铮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数字。 　　周铮对于自己的收入也是不满的。 　　已经还了两年房贷的周铮对自己的收支了如指掌：2400多元的月入在还完1800元的贷款之后，作为生活用资金的600元几乎让他每月都捉襟见肘。“如果赶上亲戚朋友结婚、生小孩需要随礼，我可能还要向父母借钱。而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周围朋友结婚生子几乎是常态，600块钱可能花不到月中。” 　　跳不跳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周铮1年多，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在和心理医生聊天的时候，医生让他给自己一个解决之道，他说：“全中国600万公务员，1993年以来只有3万人辞职，我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一个特例，既然大家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有一定原因的，虽然也许我的心在躁动，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他希望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信息的侵扰 　　电视、电话、手机、互联网、MSN、QQ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传播手段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方便，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扰：信息焦虑症。 　　在某外企工作的王小姐近日外出休假，因不慎将手机摔坏，一种不安的情绪便开始困扰着她：客户资料失去了，去哪里找回来？误了工作怎么办？老板联络不到她，会不会很生气？……越想越急，还没等到假期结束，王小姐就迫不及待地从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