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作者.docVIP

王鸿泰：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 作者：王鸿泰??时间：2009-1-28 ??来自：??阅读： 122人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文】 窗体底端 前 言 　　十六世纪初来到中国，在中国境内旅行了三个多月的回教徒阿里?阿克巴尔，在他写的《中国纪行》中特别列了《妓院与妓女》的篇章，其中说： 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有些城市有五百家妓院，有的甚至有上千家。这些女人都是些犯了罪的贵官们的女儿。① 虽然阿里?阿克巴尔的了解并不很正确，如妓女都来自犯官家属之说，或城市中有妓女活动的特定区域等，都不完全符合十六世纪的社会实情。这些误解可能是出于他走马看花而未能深究的缘故。同样地，五百甚至上千家妓院的数目在这种“印象式”的记载中也难以证实。不过，这段记载显示，各个城市普遍地都设有妓院以及城市中妓院数量之高留给阿里?阿克巴尔深刻的印象。 　　除了这个回教徒对“外国”文化的观察外，明代后期的谢肇淛(1567-1624)在《五杂俎》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② 对于首都北京，他甚至说：“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③ 这样的评论当然不能作为确实的“量”来看待，但如同前述阿里?阿克巴尔的记载，这些都显示出他们注意到娼妓是明清城市社会中一种突出的现象。 　　这些充斥在城市中或城市周边的妓女，不但数量可观，其活动形态也有极大的差异，其下焉者，但以出卖身体谋生，上等者，则可能优游于社会名流之间。这种差异除了个人姿色有别外，也与整体社会文化的发展相关。简单地说，妓女是个“可塑性”很高的社会角色，这种塑造工作可说是其个人资质（不只是身体）与整体社会文化间互动的过程，同时这个塑造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本文关心的即是这种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的妓女现象。明清间城市中为数众多的妓女，随着城市内外频繁的人口流动与互动，在其中进行着频繁的男女交往活动，在此交往过程中，一方面塑造了颇为独特的妓女形态，即造就“文人化”之“名妓”的出现，另一方面则开创出别致的情艺文化。这种文人化名妓的活动与情艺文化的开展是同时并存，而且相互创造的关系。不过，为了分析时的方便，本文暂将此两者分开加以讨论，第一部分先以名妓为主体，考察其融入文人圈，以致“文人化”的过程；第二部分则以士人为主题，讨论其如何与名妓互动，而由此营造其“情艺生活”，并考察此种情艺生活的经营如何扩展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 一、妓女的“文人化” 　　明代初期，政权曾一度建立官妓的制度，有比较明确的官、私妓的区划。中期以后，政治势力差不多已全然撤出对妓女活动的干预，而原本出自俘虏、罪犯或其家属等官奴婢身分的官妓，因为“买良为娼”的盛行，已经模糊了官妓的界线。同时，由于官僚在法律的执行上无法有效取缔非法营业的私娼，所以原本“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④ 的私娼，在实际营业上也走出家庭范围，私设娼肆却公开营业；相对而言，官妓经营不善也可能沦为流动娼妓。如此，无论在法律身分的界定上，或实际的营业方式上，官妓与私妓的界线差不多都已泯灭。满清入关后，曾有解放贱民，革除乐户的措施，⑤ 这种措施对个别人的影响如何且不论，就妓女活动之整体趋势而言，可说无关宏旨，最多它只是让在明代时已“名存实亡”的官妓，更进一步地“名实俱亡”。要之，明代早期娼妓的产生可以说主要由政治力量所造成，而明中期以后，娼妓之产生则主要由经济性因素在发挥影响力。 　　既然妓女的营生活动几乎无所差别地同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以传统“官妓”与“私娼”的区别来辨识妓女活动的方式，在这个已“市场化”的环境并无法呈显出具体的社会意义。所以，为了重新理解城市中的妓女活动，就必须穿透法律身分的分别，而由她们实际的活动情形另立分类架构。张岱(1597-1685)在《陶庵梦忆》中叙及妓女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分类方式： 广陵二十四桥风月，刊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半里许，为巷九条，……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礡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⑥ 张岱以“名妓”、“歪妓”来区分扬州地区的妓女，这种分类法摆脱法律身分的考虑，完全由她们实际的营业活动来区别。歪妓这类的流动娼妓，没有特别的资源可以凭借，而必须在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抛头露面的方式招揽客人；而“名妓”因为各种因素，已建立较高的声名，不乏慕名而来者，所以能坐以待客，甚至可以对客人进行选择，不轻易接待来历不明的客人。这种差别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样的分类法颇能真确地反映市场自由化的妓女营业情况，虽然张岱所描述的是扬州钞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