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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霍布森与马克思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后危机时代，综合凯恩斯、霍布森和马克思三位思想家的真知灼见来阐释当前这场自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主流思想界宣扬的依靠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事实上违背了凯恩斯的初衷，而当今失衡的国际调节机制则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复苏。霍布森所提出的财富和分配的不均使得危机的发生变得更加容易，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财富和分配不均的权力观不仅见证了危机的发生，而且预见到了全球化的发展及其问题。为了避免危机，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生活：从消费转向休闲，从金融化转向可持续性，从全球化转向社区，从贪财转向道德。 [关键词]凯恩斯 霍布森 马克思 危机 林登·约翰逊总统要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给他写份有关经济政策的演讲报告。约翰逊总统扫了一眼这份报告之后说：“肯尼斯，你知道吗，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就像尿裤子，自己感到发热，但却让别人感到冰凉。” 今天下午当我听到一些聪明的数学家在兴致勃勃地摆弄他们的方程式时，我与约翰逊总统深有同感。我认为，作为经济学家，他们太过陶醉了。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过多地沉浸于数学。每当他们想炫耀的时候，他们应该扪心自问：“这真的有必要吗？它有助于阐述我的观点吗？” 我也非常赞同杰米·加尔布雷思（Jamie Galbraith），我们阐述的内容需要超越凯恩斯。 今晚我想通过介绍两种有助于阐明当前危机的非凯恩斯传统来为这种理论上的发展尽绵薄之力：一种传统强调收入不平等，另一种传统强调权力。也就是说，一种是霍布森的传统，一种是马克思的传统。 不确定性和就业不足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概念对于凯恩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从霍布森那里我们了解到，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如何使得危机的发生变得更加容易，而复苏变得更加困难。从马克思那里我们领悟到，为什么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我们需要把这三者的论述综合起来，以便更加充分地理解我们最近所经历的事件。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后一章的开头说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在于，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分配财富和收入。” 在凯恩斯的短期模型中，收入分配并不发挥因果作用：他将其视为既定不变的。然而，在考虑经济随着时间的变动时，他却更重视分配问题：“经验表明……采用可能提高消费倾向的收入再分配措施肯定会有助于资本的增长。” 这使他更接近于消费不足论者（under-consumptionist）和马克思主义者。我想将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同霍布森和马克思的相应分析进行比较，这种分析先在一个“封闭的”经济框架中进行，然后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框架中进行。 让我们从封闭的经济情况开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传达出的强有力的信息是，由于“不可约减的不确定性”（irreduci-ble uncertainty）的存在，投资是去集中化的市场经济中一个难以控制的因素。凯恩斯所称的经济学的“漂亮而高雅的技术”使我们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即我们通常对我们的投资决策在未来的后果一无所知，因而非常容易受到从众行为的支配。因此，正是投资预期的自发崩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往往引发危机。 在凯恩斯所理解的经济中同样没有自动复苏的机制，如此一来，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崩溃的经济可能会陷入一种半萧条的状态，他将其称作“就业不足均衡”。像其他均衡一样，这种均衡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引力点，经济周期围绕着该引力点继续发展。 我相信，当前的危机显示了构成该分析的这两个部分的正确性：我们在2007—2008年经历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的崩溃，并自那以后面对的是一个虚弱的经济，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 让我将这种分析和与凯恩斯将近同时代的霍布森的分析进行对比。霍布森声称，由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家庭所剩下的购买力太薄弱而无法购买他们参与生产的产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过大差距，或者也可以说是“储蓄过度”，导致所生产的产品多于用于消费（这种消费是在使生产者有利可图的价格水平上进行的）的剩余收入。因此，社会会发现自己出现周期性的资本过剩，其结果就是崩溃。 这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有些相似，至少与他的如下理论是相似的。马克思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利润份额，他们缺少收入去购买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数量不断增加的产品。因此，与霍布森所理解的经济一样，马克思所理解的经济会遭受周期性的“实现危机”（crisesof re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