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中对抗式解读特点.docVIP

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中对抗式解读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受众独立判断意识和能力日益增强。对新闻信息的解读也日益个性化，因此，对抗式解读现象逐步显现，并成为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对抗式解读”的概念首先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霍尔在《编码／解码》一书中提出，继而是大卫-莫利通过对电视的研究进行了证实，最后是约翰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完全背道而驰。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 对抗式解读作为传播过程中受众的一种接受方式，早就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在北京地区开展受众调查时，就将新闻信任度问题列入调查问卷，问卷中发现存在受众对主流媒体的新闻信息不信任和多元化理解的问题。1986年张骏德的文章《逆反心理的特质与成因》发表在《新闻大学》第12期，该文从受众心理角度探讨了对抗式解读，认为逆反心理在信息传播中，是受传者由心理定势的支配，对传播产生的一种抵触情绪，从传播的相反方向得出结论，固执己见，对传播的信息与观念予以反对。此后的研究一直顺着受众逆反心理的思路进行，直到2000年对抗式解读的概念译介到国内，研究的视角才拓展到受众的年龄、文化、职业、经验等层面。对抗式解读理论译介过来之后，被迅速应用到非典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正面典型宣传以及“超女”节目等大型传播活动的解析研究。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大众传媒高速发展，媒介新闻信息的对抗式解读也在不断变化，目前我国新闻信息的对抗式解读呈现出以下特点： 特点一：从隐性到显性 对抗式解读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前及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明显，后来才逐步显性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众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渴望思想和个性的解放，这个时期表现出一个特征：少数人在思考，多数人在跟随。在这个大众传播重建和发展初期，受众其实很多涵盖在这“多数人”中，由于媒介及信息相对贫乏，他们对传媒的需求停留在知情权的获得阶段，对主流媒体信息的解读往往体现在知情权能否得到满足上面。即使如此。受众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仍然存在不信任的状况。根据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对北京地区受众新闻信任度的问卷调查结果，在1966名受众中认为新闻宣传完全可信的有24.2％，有55.1％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可信(实际包含着不可信的因素)，有3.3％的被调查者明确认为不大可信，有0.5％的被调查者认为完全不可信。这个调查结果虽然没有明确指向对抗式解读(那时没有这个概念)，其实这些认为不可信的被调查者中包含了对抗式解读的受众。受当时传播技术的限制，传受关系表现为由传者向受众的单向流动。对抗式解读没有畅通的渠道明确地表达出来，也不能及时反馈，或者是被有限的信息知情权所掩盖。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媒介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发展。随着九年义务教育逐渐普及，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受外来文化思潮和商业化浪潮的影响，大众的知情权不断扩大，此时人们开始渴望得到表达权。正在此时，网络来到了我国大众的身边，为受众实现表达权提供了可能。 21世纪，我国的大众传媒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数字化媒介不断升级，各种媒介通过数字化平台逐渐融合在一起，网络成为人们自主表达的平台，也为对抗立场的表达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了信息的主动寻求者和自主解读者。受众的解读方式从优先式解读为主转变为多种解读方式并存，协商式解读成为主流，以前处于隐蔽状态的对抗式解读在网络上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受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判断力、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对抗式立场越来越明显地表达出来。有的受众还渴望反论权，包括个性解读权、个性表达权和诉求权。如今，网上新闻的评论界面直接链接在新闻文本下面，方便了受众发表评论意见，许多受众在阅读新闻之后留下了不同的看法，其中不乏对抗式解读。 特点二：数量从少到多 对抗式解读现象从隐蔽状态走进人们的视野，除了上述原因外，更多的还在于数量的增加。关于这一点。将上面提到的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对北京地区受众问卷调查结果，与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社会科研基金委托北京博策管理咨询公司对北京受众的随机抽样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对比后可以得到证明。2005年北京博策管理咨询公司对北京593名受众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其中关于新闻信任问题的结果显示：认为完全可信的为9.1％。比1982年的调查下降了15.1％：基本可信(实际上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信因素)的为69.2％，比1982年的调查结果增长14.1％；不大可信的为6.5％，较1982年的调查结果增长3.2％。具体见表一。 这项调查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对抗式解读现象的增加，但对新闻不信任是对抗式解读的前提，说明新闻不信任度与对抗式解读状况应该是正相关关系。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