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死观对我军战斗精神培育的启示.docVIP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死观对我军战斗精神培育的启示 　　[摘 要] 早期共产党人的生死观主要表现为，能够辩证地看待生与死、视理想信念为生命、把为人民牺牲奉献作为生命的价值体现。这生死观可以帮助官兵正确地理解生命的意义，为战斗精神培育提供理性认识和动力支撑。 　　[关键词]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生死观 战斗精神培育 　　战斗精神是任何一支军队都必须具有的，是军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重要保证。拿破仑也如是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纵观军队发展史，古今中外任何军队都特别重视战斗精神培育，战斗精神培育可谓是军队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我军战斗精神时说：“战斗精神，毛泽东同志说的最概括、最生动，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丢。”[1]p228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官兵如何继承发扬以“两不怕”为核心的战斗精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2014年8月总政印发的《关于加强战斗精神培育的意见》中指出：“大力强化牺牲奉献精神，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苦乐观、得失观。”生死观，反映的是个体对生命的本质、生存的意义、死亡的价值以及生存与死亡的关系的认知，是人生观的集中表现。生死观的不同势必制约着个体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影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尤其是在需要做出较大付出乃至献出生命时，更是如此。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持有一种怎样的生死观，这不仅影响其生存状态，也制约着个体人格的生成。可见，生死观教育对于战斗精神培育至关重要。我们这支军队之所以具有“两不怕”的战斗精神，是与创建领导这支军队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观密不可分的。由此而论，研究学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观，对战斗精神培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帮助官兵认识生命的本质，为战斗精神培育提供理性认识 　　关于对生命的本质及其生死关系的认识由来已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儒家主要从生的角度来看待生命，重视生的价值；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追求生存和心灵的自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又不拘泥于儒家、道家对生死的理解，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自觉地运用辩证法思想思考生与死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恩格斯后来也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出了“生就意味着死”的唯物辩证法命题，认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2]p639。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死关系的问题上，都认为生命是生和死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意味着死，死孕育着生。 　　受马克思主义辩证生死观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3]p84不难看出，李大钊视牺牲生命为生命的另一种发展和延续。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各种诱惑严词拒绝，能够从容走上绞刑架、慷慨就义的原因。毛泽东经历过无数生离死别，多次与死神擦肩，他却能够泰然处之、从容面对，因为他能够辩证地看待生死。一次，毛泽东和护士长吴旭君开玩笑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4]p151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之所以能够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因为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生死观，能够自觉地用辩证的观点看待生死，保持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不同认知影响着情绪情感产生的性质与程度，进而推动或阻止某种行为的发生。现实中，绝大多数官兵对于“不怕苦”是能够做到的，然而，不可否认，对于“不怕死”，有些官兵还是心存顾虑，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会产生紧张、烦躁、焦虑、恐惧等一些不良情绪。因而，在战斗精神培育中，要加强生死观教育，引导官兵科学地认识生命、辩证地看待生死，从深层次上为战斗精神培育提供理性支撑，也必将会有助于缓解和克服官兵的死亡焦虑。 　　二、筑牢官兵的理想信念，为战斗精神培育提供根本动力 　　经受种种考验仍保持乐观革命精神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念比生命更重要。1927年，李大钊面对敌人的绞刑，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8年，夏明翰在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前，写下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21年，周恩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