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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中的社交媒介书写 　　新闻传播学史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外国新闻传播史又是史论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教材的体例演进方面，先后经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二水分流、国别史和媒体界别史等不同类型，其背后体现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弱化自不待言，从民族史到新史学视角的切换也是趋势所在。“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整体上陷入了神秘的整体性经验，仅关注了新闻传播史本身的整体性，看到了各种要素的纠缠，但是没有尝试着对整体性的解析，而且视图将整体性的历史归结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以下引文皆出自张昆教授主编之《外国新闻传播史》）张昆教授主编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以下简称外新史）从内容到体例焕然一新。然而其最大的亮点或许是社交媒介作为新闻发展史中的一条或明或暗的一条主线被凸显出来，这是当前所有外国新闻史教材中所缺失的。 　　一、印刷革命前的社交媒介传播 　　“社交媒介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是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是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比如社交网络、博客、视频共享等。”社交媒介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传播形式，强调互动、分享、评价、讨论。如果以此作为社交媒介的本质去考查人类历史上的新闻传播活动，可以将社交媒介的发展历史上溯到早期的人类传播活动。外新史教材中的社交媒介轨迹大致呈U型结构，在大众媒体产业形成前的数千年和互联网形成后的数十年，这两个阶段在时间跨度上久远，几乎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期间社交媒介是作为传播的主要形式而存在的。教材中展现的是，在总共17章的内容中，涉及到社交媒介的部分达到9章，尽管内容多少不一，但是作为人类传播的主线之一，这种呈现有其特殊意义，未涉及到社交媒介的章节有8章，如报业垄断的进程、通讯社的诞生、发展和演变以及电影、广播、电视、新闻传播学教育等章节，“要解读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的历史，揭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必须透过表层现象，进入到水线下面，深入到制度层面。”这种未触及的原因并不是社交媒介消失，而是观察视角切换的结果，从原来的人类社会的宏观切面转换到大众媒体产业化的视角，社交媒介的发展也作为暗流而存在。此所谓“注重媒介史中的内部节奏和特性，秉持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 　　“新旧媒介共同演进和共同生存。新闻传播史的个性差异，源于新闻传播所置身的外在环境和不同主体间的差别。”纵观整个教材的体例，前两章的时间跨度大，传播的主要媒介是社交媒介，这种形式是漫长的，从文字出现到16世纪，长达数千年，手书的社交媒介是新闻传播的基本手段，尽管分量在整个教材中所占的比例有限。但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却为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古罗马政府在罗马议事厅外的大街上立了一块涂上石膏的木板，每天在上面写文字，报道元老院的议事记录。当时称其为‘阿尔布’（album），后人称为《每日纪事》。在形式上与现代的阅报栏相似，内容还有本城婴儿出生和死亡的人数，各项税收入库的情况，法庭审判及贵族活动等情形。”这或许是社交媒介在古代政治传播过程中最权威的角色担当，这条脉络也一直延续下来，到了“公元前6年，屋大维创办每日纪闻，除了公开张贴外，还有书记员抄写多份，分送给首都及各大都市的政界要人和驻各地的部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推动社交媒介发展的因素之间也时有变化，如果说早期的社交媒介是人们基于生存需要而使用，罗马帝国时期将这种媒介扩大到政治活动中去，而后来的报纸产生初期，则带有商业动因，并伴随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的建构而发展，“1566年威尼斯首次出现定名小报，叫《手抄新闻》，这些小报最初是在公共场所当众朗读，并向听众收取一个威尼斯铜币。” 从一些国家关于社交媒介的治理实践也可以看出中世纪社交媒介发展的繁荣，“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禁止发行手抄新闻，凡手抄新闻作者和发行者、知情不报者，均被判有期徒刑或者死刑。英国枢密院1566年和1586年规定，对于散布不利政府的消息或意见的人，将以叛乱罪和煽动罪起诉。16-18世纪，英国有许多报人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其中被处以死刑的就有3人。”俄国作家赫尔岑只因揭露沙皇军队刺杀哨兵一事，就被政府放逐国外。和封建政权相反的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却是熟练运用社交媒介进行宣传，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民间流传的书籍、小册子以资产阶级学说为武器，反封建、反暴君，主张宗教改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新的报纸和小册子大量涌现。一方面，社交媒介在漫长的中世纪承担着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对其又进行着严格规训，其实，不仅仅是外国，在我国的清代，政府同样也对一些古老的社交媒介心生畏惧，如同孔飞力在《叫魂》中所描述的那样，皇权动用了大量资源，面对社交媒介传播的特质，最后的结局却是不了了之。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