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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制度变迁解读[摘要]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其目的是使外在的潜在利润内部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均逐渐递减，农民在潜在外部利润和获利机会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承包地流转，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但这种承包地流转制度极不规范，没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可循。虽然制度变迁是制度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社会博弈过程，但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承包地流转发展完善期间应居于主导地位，从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 [关键词]制度变迁；流转；农村承包地；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2012)04-0096-03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联，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现存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决定交易机会与成本一收益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流以及速度。当外在性的变化或相对价格的变化进入经济系统，则会改变现有的经济条件及成本一收益结构，经济环境中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潜在的收人流(潜在利润)。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这些潜在的收入流不可能实现，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制度结构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潜在利润，实现经济增长。即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到后来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国家和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国家组织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得到更多重视。在诺思引入他的国家理论之后，更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要使经济增长获得总是有效市场制度的支持，政府(国家)是一个关键，是有效还是无效经济制度被选择，在这当中政府(国家)起着关键作用，“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一、农村承包地流转的制度需求解读 尽管家庭承包责任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许多合理的内核，然而，“一种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很可能是较优的、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安排就是不可改变、一劳永逸的，经常的情况为，制度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补，不断地量变化着，才能保持制度边际效用不致下降。”通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实践已经证实，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所产生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均出现递减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农民生产经营的非规模化和非集约化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实行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的客观要求却同现行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户均制发生了矛盾。农户土地分散化、零碎化，即小规模家庭经营难以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土地被限制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狭小范围，不能通过合理流动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在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那些无心经营农业的农民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虑不敢放弃土地，导致土地粗放经营和弃耕现象严重。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得这种制度在初期呈现了快速的边际效用递增，然而，以解决“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的效率始终是有边界的。由于影响农村土地产出效益和效率的因素中人地比例、产业结构、耕作技术等矛盾的出现，进而促使这种制度的边际效率日益递减。 (二)农村承包地不能形成竞争性的优化配置 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农民的生存和在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问题，但是，基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下所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的残缺和土地特有的资产专用性质，它始终无法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竞争优化配置问题。吴传均等(2001)研究认为，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益的变动决定了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城乡工矿用地的生产效率是耕地的37.3倍，交通用地的生产效率是耕地的5.8倍。由于土地利用的比较利益差距加倍增长，导致了我国城乡土地价格差距的拉大，众多的农民不得不涌入那些工资率比较高的城市打工。随着我国大、中、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演变呈现加速度趋势。毫无疑问，非市场化配置土地的制度是产生该后果的内生因素。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都呼吁一种新的与之对应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出现，由此农村承包地流转制度应运而生。因此，为了解决这种土地利用上的低效率，允许农民将承包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一定条件下以出租、转让、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实现流转，让土地向种田能手手中集中，一方面，有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也改善了耕地利用状况，实现了耕地利用的高效率。 二、农村承包地流转：一种国家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一)承包地流转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其目的是使外在的潜在利润内部化。制度变迁的方式可分为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