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拿起武器反对娱乐-.docVIP

谁会拿起武器反对娱乐?似乎一夜之间,娱乐时代说到就到,躲都躲不过。我闭上左眼,右眼看见“艳照门”;我闭上右眼,左眼看见“潜规则”;闭上双眼,脑海里又想起“天上人间”。 不管如何抵触,你都得承认:这是一个大众对娱乐兴趣盎然的年代。无论电视还是网络抑或其它媒介,总是能够利用性感形象、政治花边和奇闻怪谈的“叠加效应”,精准无比地挑动大众的娱乐神经,使人们对此类感官刺激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最终,你可能不知道希拉里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会谈时说了些什么,但你一定会注意到“希拉里向米利班德抛了媚眼”。 学者周国平说过,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无人能否认电视与网络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 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那些我们热爱的东西也可能会毁掉我们。但显而易见的是:前者易于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抗议,后者则不然,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 因而,尼尔“赫胥黎式”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幸地成为现实。今年以来风靡全国的相亲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可谓这场“滑稽戏”之集大成者――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壳里包着娱乐的核。 策划者面对媒体这样表述节目本身的初衷:“电视台策划组要求每个编导报社会热点,几乎每个人报的社会热点里都有剩男剩女。……做一档婚恋类的节目也许可以挠到时代的痒处。” 一段时间来,“剩女”这一网络流行词,在网络媒体炒作与大众社会认同之间的反复磨合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并最终作为新词汇被教育部和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收录,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广受社会关注。 南京大学沈晖博士搜集的数据或可说明亟需呈现的“时代的痒处”:200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表明,从1997年到2005年,30-34岁的未婚女性比率激增,尤其是30岁的未婚人口,未婚比例从1.2%增加到3.4%,且大龄未婚女性主要集中在城镇,占30-44岁全部未婚女性的72.1%。而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公布的《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当前中国城市有41.2%的女性担心自己找不到配偶。 同样不可忽视、需要呈现的社会现象是:未婚单身女性面临着来自父母亲友的巨大压力,她们在“嫁”与“不嫁”之间徘徊,在“找”又“找不到”之间焦虑,在“优秀”和“被剩”之间尴尬。“剩女”、“圣(剩)斗士”“必胜(剩)客”、“齐天大圣(剩)”,她们被贴上了不同程度的标签,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令人唏嘘的是,“非诚勿扰”最终呈现给大众的是男人、女人眉眼传情的那段暧昧与朦胧,那种选择与被选择带来的感官刺激;是“拜金女”、“毒舌女”、“艳照门”等等娱乐无限的社会话题。当然,还有节目一路飙高的收视率以及纷纷仓促跟进的同类节目。 并不是说娱乐和正视社会问题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浮华喧嚣之后,节目留给大众的是极具传播力的话语,譬如女嘉宾马诺对那男嘉宾“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吗”的回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哭。” 马诺或许只代表了社会里的一百个人,但经过这个电视节目的传播,可能扩大到成千上万人甚至更多。更让人纠结并焦虑的是,节目中的类似话语被放大后,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与状态,足以触发社会的某个敏感点。 听起来像是诅咒,尼尔: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不同程度上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 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谁会拿起武器反对娱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