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中传统经典文化重构.docVIP

语文教科书中传统经典文化重构20世纪初，以读经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教育被瓦解。传统经典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判。当代文学经典的生成，也挑战了传统经典在语文教科书中的生存空间。最终，传统经典以文言文的面目存在于语文教科书中，继续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一、文化政策的利好需要经典教育改革予以呼应 本世纪初，大力推进文化发展与创新，是我国的重要国策之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主体文化建设受到格外重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必威体育精装版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政策的利好与相关措施给中小学的经典教育带来全新的气象。传统文化经典选修课进入中学语文课程，相关校本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开发、选修教材与经典读本的编写也掀起了一轮热潮。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实施传统经典教育是语文学科的使命。但是，如何通过语文课程、教材与教学的改革，发挥语文在传统经典教育上独特的学科地位与优势，落实文化政策的相关利好，实现传统经典教育的现代创新，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语文教科书中传统经典的“碎片化”问题 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经典始终面临多和少的矛盾。在现代学校制度下，学生学习语文的时间与教材容纳的选文数量都是有限的，教科书中文言文所占的选文比例也十分有限。据统计，人教社2000年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文言诗文占全部篇数的37.2％。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却是一个庞杂无比的体系，如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内容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经典在现代语文教材“选文制”下被“碎片化”。 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2007年版)为例。该套教材文言诗文总数为61篇，按朝代统计，先秦10篇，两汉5篇，魏晋南北朝11篇，唐14篇，宋12篇，元、明6篇，清3篇。其中，先秦作品分别选自《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左传》《列子》《诗经》和《山海经》，除《孟子》《诗经》各两篇外，其余各一篇。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科书(2008年版)中，文言诗文总数是35篇，包括先秦9篇，两汉3篇，魏晋南北朝3篇，唐9篇，宋9篇，元、明2篇。其中，先秦作品分别选自《论语》《孟子》《苟子》《庄子》《墨子》《左传》《楚辞》，除《庄子》《楚辞》各两篇外，其余各一篇。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第一，由于文言选文涉及的时代面太广，现有教科书中的几十篇选文对于传统文化只能作蜻蜒点水式的涉猎。第二，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选文最多的朝代都是唐宋，体裁多为诗词，这固然显示了对我国诗教传统的重视，但是，学生能否从十余首唐诗宋词中了解唐宋诗词文化?也许，凭十余首诗了解一位诗人尚可，但欲凭此管窥唐宋文学却几无可能。第三，传统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诸子散文，教科书的选文明显过少，儒道等各家选文均只有一两篇，学生很难从中了解诸子百家的哲学精髓。 经典的碎片化，不仅指教材中选文总数少、分布散，还包括经典呈现方式的凌乱。语文教科书通行的做法，是将各个朝代的传统经典凑成所谓的“文言文”单元，比如把诸子散文与唐宋散文和诗词混编。这种编排的弊端显而易见，无论是单元内部还是单元之间都缺乏逻辑性。新课标教材流行按主题将现代文与文言文混编，比如在“探索”主题下，将《夸父逐日》《共公怒触不周山》与现代文《伟大的悲剧》《登上地球之巅》等拼成一个单元，强调选文之间内容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单元组合方式，都破坏了经典本身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割断了经典所蕴涵的文化的有机联系，结果很可能是，学生学了12年的文言文，仅仅获得了传统文化的一些碎片，记住一些文学常识、名言佳句、实词虚词，却无法获得对一个时代文学或文化传统及其流变的整体把握，无法获得一张进入传统文化的“意义的地图”。 三、文言诗文教学取向的正确定位是经典重构的前提 导致传统经典教育“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经典的文化功能遭到解构。语文教科书的文言诗文，并不直接承担文化使命。20世纪的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对文言文教学取向的定位是“实用”——培养学生“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什么是“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呢?1929年的语文课程标准解释为“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可见，20世纪初，语文教科书选编文言文，是因为当时报纸杂志公文上的文字多为文言文，当时文言文教学相当于古文的扫盲。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言文教学为什么会形成重视语言教学的传统，为什么要强调实词、虚词、句式的整理及翻译。 但是，在当代，文言诗文已经淡出日常的言语交流，丧失工具效用，其原有的教学取向应该重新审视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