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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服务外包对外政策变迁影响及启示摘要：文章关注印度服务外包中对外政策的变迁及其对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从关税优惠、外资进入以及汇率政策三个方面比较了中印两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对外政策，得出了印度以纵向政策导向和中国以横向政策导向的结论，并根据两者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中国在未来承接服务外包中的三点建议。 关键词：印度服务外包；对外政策；共享服务中心 一、 引言 本文关注印度对外政策的变迁及其对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政策环境的基础上，比较了两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对外政策，包括关税优惠、外资进入以及汇率政策三个方面，从而发现了中印双方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印度发展服务外包过程中值得中国借鉴的几点建议。 二、 印度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变迁及其影响 印度服务外包发展中软件外包是最主要形式，其中印度国家软件政策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江小涓等，2008）。印度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可分成三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包括：关税政策、外资进入政策以及汇率调整和金融改革，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国家软件政策。因此，印度对外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形成了其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阶段。 1. 高关税下的外包现场项目模式：1984年以前。 （1）对外政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在IT产业上的政策是保护主义性质的，对IT产品实行高关税。其中软件产品征收100%的关税，硬件产品征收135%的关税。在那时，由于软件不被视为一个产业，因此出口商难以获得信贷。1973年出台的外汇管制法案（FERA，1973）是印度保护主义政策的又一体现。该法案限制外国企业在印度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重最高不得超过40%。在高关税和外资管制的双重保护下，不仅印度的软件产业出口表现欠佳 ，同时1977年，IBM也退出了印度。尽管如此，在印度本国企业需要出口和跨国公司需要印度程序员的双重需求下，双方引入了新的商业模式“外包现场项目模式”来应对印度的保护主义政策。 （2）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外包现场模式的产生对当时封闭的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规避了高关税与外资管制的限制，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从而凸显出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客户企业可以对软件工程的质量实施监督，因此使当时印度出口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 2. 100%股权的外资进入与软件技术园：1985年~1991年。 （1）对外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顺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印度国内的对外政策作了相应调整。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计算机开始普及，随着而来的就是计算机网络化带来的定制软件（Customized Software）需求。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变化，1984年拉吉夫·甘地提出了新计算机政策（New Computer Policy，NCP-1984）。这一政策的提出对关税、外资限制以及信贷都作出了更宽松的调整。比如，将硬件和软件的进口关税降低至60%；允许外资企业设立拥有100%股权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并设立计算机软件技术园为软件企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同时将软件产业视为不需要生产许可证的行业，可以获得银行信贷。在这一时期，尽管仍然存在关税保护，但是100%股权的外资进入政策，结合软件技术园保证了外包模式的可行性，因此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进入印度软件业。在这样的对外政策鼓励下，印度的软件企业数量从1984年的35家增长到了1990年的700多家。 （2）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入驻印度软件行业对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班加罗尔——印度第一个软件园的兴起。提到印度的软件外包，不得不想到班加罗尔，在NCP-1984提出后，班加罗尔凭借自身基础设施价格较低、软件人员供给充裕、早期的高技术国有企业所在地等条件，使众多跨国公司选择在这里设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为班加罗尔日后成为印度软件外包中心奠定了基础。第二，印度本土软件企业获得发展。一方面，在外包模式下，印度本土企业可以掌握外国客户的需求信息，从而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投资于质量与流程控制，保证了服务出口项目的利润稳定，企业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印度的软件企业通过外包模式维护大型机系统，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凭借这些声誉，印度本土企业才得以面向全球开展外包业务。 3. 金融自由化与离岸开发中心模式：1992年~1999年。 （1）对外政策。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NPC-1984在印度软件业的成功经验之后，1991年印度开始范围更广的经济改革，不仅进口关税降为零，而且本国货币卢比贬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在零进口关税下，印度本土的软件企业无需承担高昂的进口关税成本，因此使离岸外包成为可能。随着印度软件行业的不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