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全台绅民公约》及台湾近百年反侵略斗争.docVIP

1848年《全台绅民公约》及台湾近百年反侵略斗争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而告终。清政府被迫开放港口通商、赔款，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同时，英美为了扩大侵略利益，试图夺取台湾基隆煤矿开展贸易，并将其作为其侵略的加油站。1848年，面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危机，台湾人民在三元里抗英运动的激励下，订立了《全台绅民公约》。“……台湾非该夷应到之地，我百姓知朝廷宽大，许其和约；每有夷人前来，不与抗拒，非畏夷人也。彼既俯首恭顺，我百姓岂敢生事，上烦皇上圣心，如该夷藐视我们，挑衅酿祸，地方官长以和约在先，不便过与争较；我百姓固未尝与之立约也！且所谓和者，但见之不杀耳，非听彼之使命也！彼先侮我，我岂能让彼！我百姓堂堂天朝子民，此地既未准设立码头，岂容任其杂处？如果百姓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饿死亦不肯为！我百姓不为他用，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粤人不许其进城，共受皇恩，可为明证。大众同心仗义，人人武艺高强，何必畏却走避？我百姓自为义民报国，即在地文武官弁，亦不得而牵制之。”[1]《全台绅民公约》文字虽然不长，但却是一份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文献。 一、“台湾非该夷应到之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外国侵略者 抵御侵略，维护统一是国家生存的条件。《南京条约》签订后，不断有“夷人”来到台湾或通商或侦察。由于台湾人民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抱有希望，“知朝廷宽大，许其和约”,所以“每有夷人前来，不与抗拒”，但是内心还是反对“夷人”的到来。在清政府的“俯首恭顺”下，台湾人民虽说表面上“岂敢生事”，但却决不允许“该夷藐视我们，挑衅酿祸”。在后来几十年的反侵略战争中，台湾民众逐渐坚定了自己的理念，坚决反对外来侵略。即便是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的恶劣形势下，台湾人民也从未停止过反抗行动。在听到割台恶讯后，台湾人民“若夜午暴闻轰雷”，“奔走相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2]。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不断掀起轰轰烈烈、席卷全岛的抗日武装斗争，继承和延续了《全台绅民公约》中旗帜鲜明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精神。他们在军事上，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例如北埔起义、雾社起义、苗栗起义等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文化上，也打出坚决反抗侵略的旗帜——连横所作《台湾通史》60万言，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档案外书，对于台湾人民立场鲜明反抗外国侵略的事迹进行叙述，抵制日本殖民运动和奴化教育，昭示“台湾原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同时，台湾人民发表文告，痛斥“倭奴占领数月，到处残害淫虐，荼毒生灵”，号召全台人民“同心协力，恢复桑梓”，“捍灭倭奴，共立奇功”。[3] 二、“彼先侮我，我岂能让彼”，不甘于被外国侵略者压迫、奴役 中国重儒学，倡导“谦恭礼让”。“广纳四海兄弟，欢迎八方来客”是“礼仪之邦”的好客之道。在没有认清外来侵略的真面目之前，“每有夷人前来”，台湾人民都是“以礼相待”，“不与抗拒”。然而，在逐渐看清侵略者的真实面目后，他们便起而反抗，“彼先侮我，我岂能让彼”！他们在鸦片战争中给予了英国侵略者沉重打击，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中更是前赴后继，不甘受日本殖民者的压迫，揭竿而起。《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逐渐站稳脚跟，开始制定“理番”计划，企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手段，加紧控制和奴役人民。他们对土著民族进行严格控制，利用各种掠夺手段，强制征购；还强迫其担负数不清的“义务劳役”，缴纳苛重捐税，导致土著民族赤贫如洗，一身之外无长物。《全台绅民公约》激愤地写道：“彼先侮我，我岂能让彼”！土著民族大义凛然，勇猛而善斗，往往利用他们所熟悉的险峻复杂地形对前来镇压的日本军警进行猛烈抵抗。日寇为此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即便后来的佐久间佐马太总督抛出“五年讨蕃计划”也最终破产失败。从1915年“五年讨蕃”结束到1930年雾社起义爆发前夕，日寇大规模军事行动虽然大大减弱了，但被土著居民击毙的日本人仍有433人，负伤者421名之多。[4]1930年，台湾爆发了日据时期原著居民最大规模的抗日斗争——雾社起义。日军以为雾社人民不堪一击，但事实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山地人不但善用天险的地理防御作战，而战术高超又很勇敢，尤其那种不屈不挠与日军抗战到底的精神，更使日军感到无比的惊骇”[5]。 三、“如我百姓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坚守民族气节，宁死不屈 1883年爆发中法战争。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坚决打击入侵的法军，坚守淡水，“法兵挫而复进者数次，我军短兵相接，……敌势不支，纷纷溃散，其退至海边争渡覆溺者无算”[6]。1885年，法国侵略者又以基隆为基地，向台北进犯，遭到林朝栋部的狙击。基隆码头工人拒绝给法军运煤。[7]军民多次袭击敌人，大大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