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给教师教育的建议.docVIP

　　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给教师教育的建议----教师发表论文 --一、访问内科医生的临床教学 我首先来描述现场观摩医学院的一天，这是我们对美国医生令业准备研究的一部分。早上7: 30，我到旧金山医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莫菲特医院的九楼，参加早上内科的临床查房。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做这些事了。事实上，1972年左右，恰恰是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职业生涯的中期，那时我依然活跃于医学教育领域，但是自那时起我就没有观摩过医学查房了。这次参观让我很兴奋，同时它也以有趣甚至是矛盾的方式提醒了我临床查房与常规和可预测性存在相互联系。 临床查房是医学的实践教学方式。在教学医院里面，临床查房是每天(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必做的事情。临床查房的团队中通常包含不同级别的医生:主任住院医师，她通常是在接受第四年的医学博士后培训;高级住院医师，通常是在接受第二年或第三年的医学博士后培训;两个博士后一年级的住院医师，几个处于第一轮实习的三年级的医学院学生和见习药剂师。 临床查房要查看一系列病人。除了个别病人，他们查看的病人与前一天和前几天的病人是相同的。虽然现在住院时一间比很多年前要短很多，但住院的病人仍有足够的时一间让医学院学生和他们的导师重复检查。只是现在的病人在医院里住几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下子就住几周。 我提这些是因为我的主题是“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the signature pedagogiesof the professions)”，而这些教学法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虽然它们在某个时一间段的任意时一刻看上去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它们总是随着专业本身的实践变化，以及随着社会变革或科技进步提供专业服务看护的机构的变化而变化。 所谓查看病人就是在病人那儿待很长一段时一间。最吸引人的是临床查房教学和学习的常规化几乎到了例行惯例的程度。你走进病房，记事本上记录的病人正躺在床上。团队里面就有人负责报告病人的状况，解释上次查房以及查房后发生的状况，然后回答同事提出的提问。这个常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通常情况下你很难观察到谁是教师，谁是学生。有时一候是由三年级的实习医生报告病例，其他人都向他学习，有时一候是由高级住院医师报告的。所以，学生和教师的角色不断变换。跟很多教育情境不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看得见的、无法隐藏的。这是标志性教学法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每个人都是临床查房小组的一员，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在任何时一刻都可能被要求提问或回答问题，或者执行一项检查或程序。躲避，在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人会选择隐身。因为“参与规则”在临床查房中己经成为常规，教师根本不需要花任何时一间在所谓的“课堂管理”上。在此，我不用“课堂纪律”，因为，这里，显然这不是问题。他们不需要练习某种意义上的课堂管理，即我们在课堂上所使用的小组合作—必须给出明确的指令告诉他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责任，怎么决定谁负责。常规的力量在标志性教学法中己经回答了。游戏规则非常清楚。 那天早上，我们进行了四种不同类别的查房。这里，我不做具体描述了。但是他们从工作查房(p;M(死亡率和发病率概述)”。这里，我们系统地评论了那些进展不是很顺利的病例，询问哪些方面进展不顺利，以及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到什么，从而可以指导将来的临床实践。然后召开一个很大的50个人的“质量保证”会议(通常是一个月开一次)。这里所有部门的成员以及所有级别的人员(从教授到医学学生)聚集在一起研究严重的并发性感染的重症监护病人。在质量保证会议上，关注的问题不在于个体能够做什么去提高质量，而是机构本身需要配合或者一合作去做什么事情以减少这种感染率。重点不仅仅在于实践，更重要的是机构的政策需要做什么改变。因此，质量保证会议或查房将注意力从个体的病例转移到整个机构上，以及从具体的专业实践行动转移到更加一般的政策或者更广泛的程序问题上。 我为什么需要讲这些细节的东西?这种专业实践的教学在我们研究的大部分工业中都会出现。比如，如果你去听美国的任何法学院的一年级课程，你会发现法律的课堂也有临床查房类似的教学常规。不同的是，在法学院中，不是7个人参与查房而是120个学生参与课堂。你可能站在演讲厅里面，这个演讲厅的座位弧度比一般的演讲厅更大，即使在很大的课室里面也能够方便学生看到彼此。如果我是你们合同法或者一刑法的教师，我可能会站在这个弧形的中间，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学生，以及他们可以互相看到对方。 如果你观摩一节典型的一年级美国法学院的课。第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教学法的常规。当教师走进教室，学生就己经知道这天要讨论哪些案例。没有任何以“早上好”或其他的形式的开场白，对话就开始了。 我给出的例子是来自于医学教学，法律教学，我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给出其他例子，这些就是我要说的“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了。我所说的“标志性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