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 .docVIP

　　回顾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中外文化差异论文 -- 回顾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 摘　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两国人民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结合文献资料,从宏观上回顾了10世纪以前的中日物质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与日本发现的唐代铜镜为主要依据,在微观上对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实态、意义以及日本民族对待先进外来文化积极继承和发扬的态度进行思考、研究。 关键词:10世纪 物质文化 中日物质文化交流 唐代铜镜 二十年来,有关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层出不穷,而对于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论述却相对较少、较分散;在对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唐代铜镜也较少受到关注。近几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发展,我们得到了许多实物资料。本文首先从宏观角度,对10世纪以前的中日物质文化交流进行回顾,从中体现落后的日本民族向先进的中华民族学习的进程;其次,从微观角度,结合新的资料,选取唐代中国与日本的铜镜交流,具体来看日本对先进中国文明的继承与发扬;最后对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意义进行思考,并试图通过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阐明日本在吸收先进的外来文明方面值得中国及全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10世纪以前的中日物质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文明体系,古代日本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与中国的交往。我认为,可以将10世纪以前的中日物质文化交流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时期、发展时期和黄金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中叶,是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萌芽时期。此时,中国正值战国晚期、秦汉时期,日本则处于“弥生时代”①,这是中国大陆文明与日本固有的本土文明最早接触的时期。 大约从战国开始,就有不少人从中国大陆东渡到日本,但文献记载并不多见。近些年来,有学者推测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便有越国人沿海流北上东渡,很可能到达了日本出云一带。[1]《史记》、《后汉书》中都有徐福东渡求仙的相关记载。②这可以说是一次规模不小的海外移民,但我认为关于徐福东渡的目的地并无确凿证据,因此不能作为定论。据1960年版《日本纺织技术的历史》,秦始皇时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到日本,传授养蚕、丝织和缝制吴服的技术。[2]因此在日本很可能已有秦代移民,这些从中国到日本而又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工匠,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工具等器物文明以及精神文化,加速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 弥生文化早期,水稻连同栽培技术从中国华中地区及长江流域渡过东海,经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九州地区。[3]此后,中国的金属器,包括青铜器和铁器以及与之关联的冶炼锻造技术也传入了日本。其中青铜器先是用作工具,后来更多的被当作祭器、宝物,其中有直接从中国输入的,也有仿制的。而铁制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同时引起了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变革。约公元前一世纪,相当于汉武帝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小国群立的局面。这些小国受汉朝的影响较大,每年都与汉朝定期友好交往。③北九州弥生中期的瓮棺中发现了大量汉代铜镜,博多罗湾沿岸也有汉代的铜镜、铜剑出土。东汉时,中日物质文化交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奴国两次遣使到东汉的首都朝贺,第一次到来时光武帝还赐以印绶。④这已经在日本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 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出土了“汉委奴国王”印章, 2·3厘米见方, 0·8厘米厚,金质蛇形钮,阴文篆书。[4]由此可见,先进的、统一的汉王朝对日本各小国有着的强大吸引力,日本对汉朝中央一直是处于从属关系,对汉朝称臣纳贡。总之,此时中日物质文化交流处于早期的萌芽阶段,远不如后世那么频繁、热烈,但已经体现了先进文明向落后文明流动的规律。大约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是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中国正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则处于“古坟时代”⑤。在此之前,日本的文明要比中国文明落后几个世纪,而从此之后,通过与中国交往,日本的文明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也大为增长。 这时与中国来往的主要是日本的邪马台女王国和大和国。在中国的三国时代,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遣使至曹魏首都洛阳,拉开了这一时期中日物质文化交流的序幕。共进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尺,魏明帝也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并以许多礼物相赠,其中包括铜镜百枚。⑥这种以本地土特产品,换取大国回赠的形式,实际起到了贸易的作用,促进了两国物质文化的交往。从景初二年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短短九年间,邪马台国向曹魏遣使四次,曹魏也向邪马台国遣使三次,两国的交往频率明显高于前代。此时位于中国江南的吴国则更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