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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城》看写作及接受差距摘 要：文本写作和文学接受之间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距：作者和读者审美能力的差异、作者和读者认识能力的差异、文本自身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形成的差距、接受者阅读动机、阅读期待和文本之间的差距。 关键词：写作 接受 差距 《围城》 文本写作和文学接受之间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距。《姜斋诗话》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 一、作者和读者独特审美能力的差异形成的差距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不同的感受角度和感受能力影响着接受者的审美欣赏。陈奔看《围城》关注方鸿渐的喜剧性，崔慧波偏向于《围城》中通感手法的运用，温儒敏提出了《围城》的三层意蕴说。不同的欣赏趣味和兴趣，所引起的审美感受，是不同的。杨志今认为《围城》游离了时代的主潮，没有理想的闪光。敏泽则认为《围城》表现了知识分子腐朽而虚伪的灵魂，是对行将崩溃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巴人认为《围城》忽略了阶级斗争，甚至对落后的人民生活也给予恶意的嘲讽。郭志刚则说《围城》借人物命运揭示了社会环境，宣告了时代的结束。 俗话说，诗是心声。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无动于衷。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太远，太远无法理解作品；不能太近，太近容易把作品与现实对等混同，将个人利益带入欣赏之中。《围城》刚发表时，有人怀疑钱钟书本人就是买了假文凭的“方鸿渐”，有人同情他娶了难缠的“孙柔嘉”，还有女读者毛遂自荐欲取而代之。鲁迅说：“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态度去欣赏，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当其中一个角色，所以青年人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2]唯有中立的，不带偏心的阅读才能保证接受的客观性。当然，这并非对作者观点的简单重复。迦尔默达认为理解并非重建而是调解，是把过去意义置于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的翻译。在这里，迦尔默达把理解看成了创造性的调解，且放于当下之中。这样既肯定了理解的创造性，也肯定了差距存在的价值。 二、作者和读者特殊的认识能力形成的差距 钱钟书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5年，与杨绛完婚，同赴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经验，无法体会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当有人认为《围城》就是爱情的围困与跳脱时，王伟看到了《围城》内的世间处境，人生万事。当有人指责钱钟书在《围城》中俨然以上帝自居的超然、冷漠时，林海看出了那份超然之中的入世，冷漠中的热情。 “少年莫漫轻吟味，五十方能读杜诗”。接受者面对的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复合物。文本的理解，需要接受者拥有一定相关知识的“底线”，不然则疑虑丛生，不思卒读。深刻的心理描写、精练与生动的语言是钱钟书文章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取譬贴切，妙趣横生，特别是那些新鲜奇特的比喻、典故和远距离的冷漠讽刺手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文本既是作家思想的载体，又深深地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和社会时代意识。接受者不一样的语言文字能力、文化基础、思想水平形成的知识框架必然对文学接受形成影响。 三、文本自身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形成的差距 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期待着读者的不同解读。文体的差别、思路的更新、视角的错开、观点的选择、研究的重点都将赋予作品无穷尽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讲究言于此意在彼，主张有无结合、虚实互立。无和虚的特性，使文本具有外向的开放性。接受者可以通过文本去探究高于作者意图的丰富性。对《围城》结构的理解，屏溪把它看成纾延文字，表现才华的手段；唐湜指责它似一盘散沙；彭斐认为作为高潮的最后一部分写得虎头蛇尾；金宏达认为小说把西方“流浪汉”式结构和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相糅合，浑成一体，敛纵自如。至于小说结尾，留给读者的是最终的不确定感。如《围城》中结尾处写道：“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3]就像钱钟书在《谈中国诗》中说：“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中望见了无垠。用最精确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4]“篇终语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所谓篇终接混茫，诗罢地有馀，正沧浪有尽无穷之旨……共结句如一窗洞房，能纳万象；末句于篇章如闭幕收场，而情韵仍如卷帘通顾。”[5] 四、接受者的阅读动机，阅读期待和文本之间的差距 阅读都会带着一定的动机，如审美目的、感官享受目的、教育目的、甚至是功利目的。某人曾说，有人凭借钱钟书，大捞书中钱，有人吹捧钱钟书，作文附风雅，有人依赖钱钟书，拉稿填版面，所说之言，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