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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民族心理及解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摘要：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人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中日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历史问题；民族和解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145-06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表明，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实现了两国间的政治和解，而远未实现民族心理和解。从复交以来中日关系屡生龃龉、磨擦不断的曲折演变轨迹来看，尤其从日本右翼势力对内采取酷似战前的恐怖手段迫害进步人士、对外在历史认识和钓鱼岛等问题上一再挑战我民族感情底线与核心利益底线的必威体育精装版动向观之，笔者认为中日关系的前途不容乐观。因此如何在已有政治和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民族心理和解，便成为中日两国当下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亟待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对此予以探讨当有裨益。 一、影响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 (一)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 战后以来，日德两国政要对相同的侵略历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战争性质和侵略罪行的认识不同。在德国，既有将德国战败日(5月8日)定为“德国人民解放日”的国会决议，也有赫尔佐克总统在波兰反法西斯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仪式上“请求宽恕”的谢罪讲话；既有勃兰特总理、科尔总理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犹太人纪念碑前猝然下跪的惊世之举，也有德国总统和总理规劝日本天皇和首相“必须铭记历史教训”。的谆谆告诫。而在日本，裕仁天皇不仅在战后先后8次走进靖国神社向当年“皇军”将士的亡灵致敬，而且公然将靠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殖民地收益实现了日本工业化的“侵略之道”视为“治国之道”，甚至公然号召其臣民着手振兴“日本战前和战时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精神”——军国主义精神。至于日本首相和阁僚，除细川护熙、村山富市对侵略历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外，其他政要则一有机会便就战争性质和侵略罪行两个焦点问题大放厥词、试图翻案，以至“失言”、“收回”、“辞职”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一大“景观”，甚至连田中角荣首相在中日复交谈判中一度说出“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成为问题的讲话；在邦交正常化后的国会答辩中又一度声称“过去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我只能回答应由后代历史学家去评价”。 其次，历史教育导向不同。在德国，不仅魏茨泽克总统要求教师帮助学生牢记侵略历史、谢尔总统严肃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而且西德政府还与法国、波兰等被侵略国家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检验和评价。这对排除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和实现彼此民族心理和解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日本，自冷战伊始，日本右翼势力尤其右翼政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年轻一代重新引上军国主义歧途。结果，不仅进步学者家永三郎编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从1963年起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开始了“教科书案”漫长的诉讼历程，并最终以家永部分败诉而告终，而且时至今日已先后制造了4起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右翼政客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并加以错误诱导的短视行为，不但会在东亚地区埋下新的战争祸根，也势必使日本民族面临着再度付出沉重历史代价之虞。 再次，战争赔偿政策不同。自1953年“联邦补偿法”颁布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计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将多达1222.65亿马克(约合866亿美元)。尤须注意的是，德国的战争赔款全部支付给了被侵略国家和民族，而未向本国人支付任何战争补偿金，其战争赔偿政策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制定过一部针对外国人的战争赔偿法案，相反自1952年起先后颁布和实施了《军人恩给法》等10余部针对本国人的战争补偿法律，而且其补偿额度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而不断递增。结果，日本政府迄今对外支付战争赔款仅为6166.8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而其支付给本国310万死伤病旧军人(即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皇军”将士)及其遗族的战争补偿金总额已多达37兆日元(约合4214亿美元)。至于那些战时受过“处分”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