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二）：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pdfVIP

第三十卷 总174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1．30，Sum No 174 2 0 0 8 第 2期 JOURNAL OFDIALECTICSOFNATURE No2,20O8 · 《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辑· 光荣 与 梦想 — — 《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二) 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 — — 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 李醒 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1991年，我曾经应台北《中国论坛》之邀，撰写专文“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发表在该刊第 23期，1992年9月，第12—20页)。后来在收入我的论文集《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OO4 年第1版)时，这篇文章被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更名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内地科学哲学”。在该文中，我从 专业刊物、翻译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科学哲学十余年间(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 再生(与五四的传统和余韵对接)、发展、繁荣的历史轨迹。尽管拙作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是管中窥豹略见 一 斑，毕竟也能察觉到已逝岁月的一些蛛丝马迹。 最近，拜读了查建英女士(本刊前副主编查汝强之女)的大作《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OO6 年第1版)，获益良多。在访谈中，多位人文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直抒己见，深中肯綮地揭示了八十年代的 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质，其评论和臧否回肠荡气，使人玩味无穷。不过，他们的有些评论，我却实在不敢苟 同。例如，说什么八十年代学人的文章只有观点和主张，缺乏扎实的研究和论证；说什么八十年代的学人 写论文不懂得学术规范，很少注明参考文献。 这些评论不能说一点根据和道理也没有。也许在他们专注和接触一些学科或领域中，确实存在这种 现象。但是，就科学哲学研究而言，他们的结论明显失慎——不是差之毫厘，而是谬以千里。 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吧。毋庸讳言，八十年代的中国科学哲学，引进、介绍和评论国外的学说、学 派和理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贯穿整个十年始终。这样做在当时不仅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而且它们 作为思想资源，直接启迪了中国学人的研究和创新。就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我这样写到：“在1980 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人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 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具体列 举了五个方面的学术研究进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 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 科学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 行了新的探索，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在这里，我只想以《自然辩证法通讯》为个案，开列一下那十余年 间发表的部分有学术水平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论文，以正视听。它们是——赵红州：关于科学家社会 年龄问题的研究(1979年第4期)；纪树立：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0年第6期)；罗嘉昌：爱因斯坦定域性 破坏的哲学意义(1981年第3期)；陈克艰：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观点(1983年第2期)，苗东升：论模糊性 (1983年第5期)；许良英：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1984年第2期)，朱亚宗：对称性方法初探 102 (1984年第2期)，方励之：“第一推动”今昔谈(1984年第4期)，丁达夫：论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统一(1984年 第5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1985年第1期)，董光璧：易经与数学(1985年第3期)，邱仁宗： 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1985年第4期)；洪定国：涨宇宙论(1986年第4期)；周昌忠：试论科 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1987年第1期)，孙慕天：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1987年第1期)；姚蜀平：留学教 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1988年第6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 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1989年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