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反赌浓缩社会性格转机.docVIP

足协反赌浓缩社会性格转机2009年10月,辽宁警方南下广州,传讯包括广州足协官员杨旭在内的六位广州足球界人士,拉开了中国足球打假反赌风暴的序幕。此后,陆陆续续不断有地方球队和俱乐部重要人物被传讯或拘捕。2010年1月20日,《体坛周报》在头版报出中国足协副主任南勇、杨一民、前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三人神秘“失踪”的消息,3月1日,公安部公布此三人被正式逮捕。 这一消息证明,足球反腐风暴已无情地接近中国足球界的领导核心。球迷们不禁为之一振:那些早已压抑心中的怀疑与不满,那些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流言蜚语”,现在终于被执法者明明白白地确认并公之于世。接下来,裁判界有“南黄北陆”之称的两位大哥级人物――陆俊、黄俊杰也一同被批捕。日前,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国足领队蔚少辉、足协裁委会主任李冬生也被正式立案逮捕。 “财经网”9月21日发表了一篇针对此次反赌风暴的评论――《看守所里的中国足协》。评论中说: 没错,他们就是过去10年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如今把这些名字再组合起来放进沈阳看守所,就成了一幅荒诞的画面:在号子里也能开上一次完整的足协办公会。而每周一次的足协办公会,就是中国足球最高的决策机制。你所耳闻你所欣喜你所叹息你所愤怒的每一个和中国足球有关的只言片语,最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和源头。 至此,关心中国足球命运的人们或都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10余年来一场又一场出人意料的赛事,那些黑哨,那些打得毫无精神的比赛,那些诡异的比赛结果,以及教练的频繁变动,足球界整体的技术低下,裁判和球员的野蛮好斗……这所有种种的球场乱象都会从这场还在进行中的足球界的“廉政风暴”中找到解答。球迷们那曾经受到的欺骗、玩弄和伤害,现在也似乎终于找到了元凶。 这一场打假反赌行动已经撼动了中国足球运动的核心层,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重量级人物纷纷落马之后,领导层的大换血和众多球队的重新定级已成定局。在这样一个中国足球重要的拐点,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性格”的理论,总结过往、展望未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新的思维,面对未来中国足球圈里的各种新老问题。 “社会性格”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弗洛姆认为个人性格是建立在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性格就是一个团体或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的核心。社会性格的形成是文化、教育、家庭及社会的无意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性格”理论中,古典社会是由精英主导文化的社会,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平民,都以圣人贤者的言传身教为做人的标准,也就是说古典社会的社会性格有一个倾向于精英的价值观。但今天的社会却是一个大众化社会,精英阶层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平民的欲望和平凡得到了肯定。这样的社会,虽然也还有知识精英和平民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各行其是,精英阶层甚至还时常有主动向平民靠拢的姿态,也就是说,社会性格的特质已与古典社会大相径庭,在这样的社会性格结构中,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理所应当成了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在一个市场化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在“明显消费”上有共同语言,社会上的人绝大多数都认同于富人的价值观。这也正是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在当下的一个重要表征。 当我们对足协的腐败怀抱愤恨的同时,意识的深处是否也在“社会性格”层面对痛恨的那些人的价值观表示认同?我们是否认同即使“我”在谢亚龙的位置上也必然会成为他现在这样的人?我们是否也希望有一天跟着暗箱操控球赛的大庄家在地下赌场大赚一笔?很多体育记者是否如某些评论说的那样,“与足协共谋”,只为保持与新闻源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真相,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真的是我们很多人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尽管有的人可能对这部分意识还不太清晰。而这种意识的形成,是有既成的社会结构做基础的,一个持久又普遍的社会问题最终就会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形成一个固定化了的“社会性格”,久而久之,我们还真的以为社会本该如此。虽然当我们对腐败愤愤不平时,这种性格特质就会隐藏在我们貌似正义的表情之下,但其实这种性格却不知不觉在社会中弥漫开来,最终构成一股阻力,阻止公平与正义在社会上有力的实行。中国足球的腐败可以持续10多年的时间,不能不说与这种负面社会性格的影响有关。 虽然有的人在性格中存在贪婪的一面,但同时,几乎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有些人既希望被人公正地对待,又希望不顾他人的利益追名逐利,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确实存在于某些人的心理结构中,也许一段时间内,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平衡。但最终,这两种性格必然会走向决裂,个体必须在它们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是在不公正社会里继续破坏,还是在对不公正的反抗中逐渐唤醒内心沉睡的无私与高尚,这是当下我们每每在严峻的现实环境面前必须面临的抉择。 有时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