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的学问与中国现实.docVIP

张培刚的学问与中国现实XX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98岁 从学术实力来说，张培刚也许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最接近世界级水准的人物。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是当年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获大卫),同时也被认为开启了发展经济学的脉络，是一篇无法绕开的文献，无数后进者都从中获得滋养。这其中包括诺奖得主刘易斯、库茨涅茨和舒尔茨 但命运弄人。张培刚1945年回国，正当学术盛年，却很快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西方经济学则被打入“冷宫”，面临“专业悲剧”的张培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建华中工学院上面。随后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让张培刚无所适从，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事的是学校建筑监理的角色。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曾经有几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拉美经济学家风尘仆仆赶到中国，要见自己的偶像张培刚，最终会晤的场所却是灰尘漫天的建筑工地 等到改革开放的学术春天出现，张培刚已经66岁，经历了30多年的同海外学术隔绝。尽管很多称颂者认为张培刚随后还是做了很多学术上的突破，但大部分属于客套之辞。如果分析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贡献生命表，我们会发现，学者们最重要的贡献，90%出现在35岁至60岁这个阶段，而张培刚则因为历史的无常，失去了这一关键的“学术生命表” 在隔绝30多年之后，经济学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从范式上说，数理大幅度入侵经济学，这跟194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传统有着截然不同。从趋势上说，“国家起飞”理论挟持了当时发展经济学的全部。这个理论强调国家像飞机一样，要有强大的动力起飞，动力来自哪里？来自于资本形成，因为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资本不足，而资本形成则需要产业间的剥夺，即工业大量“剥夺”农业的剩余。但是到了1980年代这个理论破产了，发展经济学声誉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很多新兴发展国家的困境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既没有发达的工业，同时又将农业弄得凋敝不堪。苏联解体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证明了经济学必须要回到它的主流话题：增加自由、扩大选择、稳定产权、提高激励 张培刚复出之后，没有能力和机缘应和新的潮流。尽管他也写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等一系列文章，但是他还在1945年之前的学术感受里打转，甚至还夹杂着3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部类平衡思想”的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求一位长期“冰冻”的英雄能够一直感受世界性的温度是苛刻的，实际上，张培刚在生命的前半段，已经冲刺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映衬出来的悲剧则一再告诉人们:学问之事，实非简单学问之事 什么是工业化？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胡寄窗在其XX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非常坦诚地指出，XX年代至40年代的很多去西洋留学的中国人的博士论文，均以研究中国现实的或过去的经济问题为主题，这是讨巧的路径，因为对西洋经济学界而言，这是新颖的“猎奇”，但对于本国的认识系统而言，却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和适用价值，不值得纳入思想史之中 但是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则打破这一惯常。首先，当时的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划分方式，就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差别。如何让农业国工业化？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或区域性的话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世界性的话题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竞争。就好比冷门的历史学的突破和热门的经济学突破之间的差异，冷门是因为投入智力于其中的人很少，所以历史学大师面临的行业内竞争是有限的，即使他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但是智力竞争的强度也不大。相反，如果热门的经济学汇聚了大量的智力人才，在这个领域内做出突破性的贡献，意味着突破者在高强度智力竞争中获得优胜，其效果自然非常不同。世界性的话题则需要世界水准的竞争力 即使到现在，经济学者仍然会对《农业与工业化》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思考感到惊异。张培刚几乎没有受到那个时代最大偏见的影响。这个偏见即是“工业是比农业高级的，农业必须要顺从工业、服务工业”。相反，张培刚的认识更接近于雅各布斯或者舒尔茨的后来观点，“农业并不低级”“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 什么叫“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雅各布斯说，过去的城市就是“集市化的存在”，农民在集市中交流种子以及耕种的方法，从而推动农业，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城市，很难有农村”。“工业创造农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张培刚在著作中写道，只有工业才能改造农业的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的现象，“为生产用的农业器具、化学肥料及铁道运输”，这些重要的“创造新农业”的手段都是来自工业。张培刚认为，如果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则农业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如果没有现代运输系统、以及消毒和冷藏方法所形成的现代仓储设备，则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大量的农产品输出海外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业是服务于农业的手段，工业其实也“顺从农业” 张